金融推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在科技创新驱动下,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孕育的生产力。本文在论述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对金融推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可以为新质生产力提供适宜的发展温床,而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离不开金融的推动。因此,需要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构建完善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从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政策性金融等方面,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促进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壮大,进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独特作用

<正>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时强调,要聚焦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弱项,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需求。科技金融是科技和金融的创新性耦合,即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企业发展的一系列举措,通过金融“顶层设计—政策指引—市场机制—产品工具”四重维度的优化创新,引导金融资本更多地投入科技创新领域,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独特作用,既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也是完善科技金融体系的重要课题。     

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税收政策探析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引擎,彰显了我国内生动力的调整动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兼具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双重意蕴。生产力革命和产业发展为税收提供汲取之源,税收在立足经济现实承担组织收入职能的同时,更要着眼未来,发挥引导激励职能,促进科技创新、生产力进步和产业质量提升的互动共振,这在百年变局之下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本文厘清税收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机理,分析现有税收政策对我国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积极影响及存在的制约,为明确税收政策优化调整方向提供基础,认为应从强化生产要素融合创新、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个层面优化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税收政策。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喀什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

本文围绕喀什的发展战略,以喀什金融贸易区建设为着力点,确定喀什金融发展定位,并通过利弊因素分析,提出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金融产业做大做强;建立良好的金融监管和协调机制,为金融产业发展营造较为宽松的环境;发挥政策激励与导向作用,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争取先行试点、特殊扶持,提升金融国际水平等建议。     

数字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高速发展,创业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创业的影响机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通过构建职业选择理论模型,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缓解初创企业的信贷约束,产生信贷约束效应;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减少初创企业获取资金的机会成本,产生机会成本效应。两种效应共同作用使得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个人选择创业,对创业有促进作用。同时基于理论模型,给出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引导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强数字金融领域监管的政策建议。     

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小微企业的实践与探索

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以股权融资为核心的综合金融服务,为地方政府扶持中小微企业政策提供平台,在服务地方中小微企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十年来,各区域性股权市场已在拓宽融资渠道、促进改制升级、支持科创企业发展、服务基层金融工程、协助政策实施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后续仍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功能作用,畅通其与更高层次资本市场间的有机联系机制,适时启动改革创新试点,并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多措并举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为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路径经验分析——基于吉林省调研实践情况

为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提高金融服务质效,加强乡村地区金融服务数字化改造,本课题组在通化、白城、松原三地开展了数字金融实施情况的实地调研。本文根据调研成果对乡村地区传统乡村金融服务面临的现状及数字金融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在实践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数字金融发展政策引导及顶层设计、加强乡村金融服务对象及从业者人力素质、加快数字金融监管及防范机制建设三点机制创新展望。     

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基于中国科技金融平台演化视角的多案例分析

基于科技金融平台演化路径的视角,对中国典型的四个科技金融平台从科技与金融的交互关系、影响交互关系的因素以及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机制三方面进行案例分析,研究了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科技与金融通过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彼此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政府是科技金融平台初创期的主要因素,区域因素是科技金融平台成长期的主要因素,资本市场是科技金融平台壮大期的主要因素;科技与金融在平台初创期主要靠政府作用实现协同,在平台成长期靠政府引导和区域发展共同作用实现协同,在平台壮大期由政府引导转向资本市场导向实现协同。     

金融如何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正>在新冠疫情下，如何综合运用金融政策工具、持续改进金融服务能力，为支持科技创新、维护经济稳定、助力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成为各地金融实践的新挑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如何加大力度，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因地制宜，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成为地方政府、     

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人民银行一直重视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工作,通过信贷政策引导、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等举措,推进金融资源与科技领域的对接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服务。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尤其是在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党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