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能够有效改善美中贸易逆差吗?——基于美国和中国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中国和美国统计的中美贸易差额数据和人民币汇率这一全新的视角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及人民币升值能否有效改善贸易收支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基于中国统计的中美贸易差额与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而基于美国统计的中美贸易差额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且人民币升值在长期内能够有效改善美中贸易赤字。但进一步的短期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美中贸易逆差,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美中贸易逆差。相应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显示,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对改善美中贸易逆差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改善贸易收支的理论在我国并不成立,而在美国长期内却是成立的。     

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实证研究

1998年～2003年月度数据计量表明，美中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依据美中两国月度统计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由此，人民币汇率浮动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美中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原料制品、机械与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贸易上，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易耗性产品对美贸易上发挥出比较优势，而美国在高技术产品对华贸易上由于出口管制政策没有发挥出比较优势。政策建议是，美国要想缩减美中贸易逆差，就必须逐步取消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在鼓励出口的同时，应重视从美进口，采取以出口带动进口，以进口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     

究竟谁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来自中美分行业产品异质性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凸显的样本期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两国分行业产品双边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据此探究和剖析了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根源。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并非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根源,中美两国贸易结构异质性引起的两国贸易互补性,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引起的购买力水平异质性和边际消费倾向差异性,以及产业结构差异性引起的中美两国经济主体的相异性才是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罪魁祸首,而且这些因素引起的失衡现象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的逆转。与此同时,中美两国收入水平对中美贸易失衡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效应。这意味着,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并非过多地关注于人民币汇率。     

FDI、生产非一体化与美中贸易逆差

美中贸易逆差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现以来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视角有汇率论、转口贸易论、美国因素论,以及新近出现的国民贸易统计论等。本文从制造业FDI的投资程度及加工贸易视角出发,就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并运用VDI生产非一体化指标和VST垂直专业化贸易指标对美中贸易逆差分别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及其所主导的加工贸易是两国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生产非一体化与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关中贸易逆差具有单向促进作用。如果不改变关中两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角色,两国贸易逆差很可能继续维持甚至逆差幅度会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本文简要给出了相关结论并指出了后续研究方向。     

人民币升值压力正由政治因素向市场因素过渡

正在参加G7会议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美国对中国改革人民币机制相当了解，已不再要求中方提出时间表；他并重申，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可能以平衡美中贸易逆差为考虑。     

人民币汇率是中美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吗

随着中美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逐渐成为中美贸易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文章从中美贸易逆差现状入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影响,认为现行人民币汇率并不是激化中美贸易逆差的重要因素,现行人民币汇率符合两国的利益要求。     

美中贸易的“外资引致逆差”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引致扩大”效应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美中贸易逆差扩大部分应归因于以加工产业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以及由此“引致”的外资在中国企业的出口返销与贸易转移。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贸易统计方法,发挥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效应,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扩大内需,是减少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有效手段。     

余淼杰：中美贸易失衡新解

日前,美国参议院又通过决议,再次认定中国是所谓“汇率操纵国”,认为由于人民币长期低估,造成美国大量工人失业,并使中美贸易失衡,据美方计算,2010年双边贸易美方逆差2520亿美元。因此,提议提高如果人民币不短期大幅度升值,将对中国进口品采取惩罚性关税。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美中贸易逆差的关系——基于1996-2005年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1996- 2005年的季度数据,对中美双边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采用协整技术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REER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短期内美国国内的收入水平和中国国内的收入水平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前者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更大,所以,变更人民币汇率并不是改善美中贸易逆差的有效工具.     

能源环境“牵手”十年 关注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

中国不再像以往那样在美方纠缠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采取守势,而是在要求美方正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同时,亦对美国经济政策对世界金融市场和贸易形势造成的冲击给予批评和提醒。     

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多边汇率与双边汇率的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cointegrating VAR)、误差修正模型(VEC)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研究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实际汇率、人民币多边汇率变化与中美双边进、出口及贸易差额的关系,并在模型中引入供给弹性和政策变量以提高检验的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是影响中美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改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其效应在短期内即可显现,但对双边进、出口的影响则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实际汇率变化与多边汇率变化的综合比较,两国经济增长均将扩大我国对美出口和美、中贸易逆差,而贸易政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广场协议"后的美元/日元汇率与美日双边贸易失衡

1985年"广场协议"的最主要目标是通过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特别是对日元的贬值来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然而,对1985-2006年美元/日元汇率、美日双边贸易差额等数据进行的分析说明,美元/日元汇率变动对美日双边贸易收支变动没有解释能力,美元对日元的贬值没有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同样不能解决当代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     

论汇率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总量的持续扩大,汇率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美国几届政府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为此,中美双方的分歧、协商、合作一直存在。本文将阐述汇率政策上的磋商与合作对两国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及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作用,并分析汇率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基于1979~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关系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9～2008年度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FDI流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FDI的流入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而人民币对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双边实际汇率却分别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     

产业国际转移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

文章认为,中美贸易逆差近年来大幅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达国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密型环节转移到中国,实际上等于是把东亚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前对美、欧的顺差转变成中国对美、欧的顺差,将它们过去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转换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为理顺中美经贸关系,应加快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大力推进走出去的战略和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     

中日贸易逆差与汇率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VAR模型的研究方法，应用季度数据，分析2001--2007年间汇率和需求等因素对中日两国双边贸易收支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期中汇率与中日贸易收支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短期内实际汇率对贸易逆差的调节作用很小。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真正影响中日双边贸易收支的因素是日本的国内需求和政治因素。葛兰杰因果检验显示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是日本经济复苏的原因。     

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

2018年开始,美国对华发起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关税战”和“技术战”两个方面。贸易战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明显的利益分化,利益受损方及其在政治体系中的代表力量成为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贸易战烈度甚至结束贸易战的主要动力。由于美国的产业呈现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在中美贸易战中利益受到损失的产业最终会通过它们所在选区的政治代言人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理解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理解中美贸易战进程中两国变换采取攻守策略的逻辑基础。作者认为,以产业集中分布为特征的产业地理和以选区为中心的政治地理是理解美国社会利益和政策偏好向联邦政府传导的两把“钥匙”,它们共同构成了塑造联邦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微观利益基础和核心动力机制。由于受损者比获益者更有动力站出来表达利益诉求以影响政府决策,作者在实证部分集中关注美国对华货物出口行业的产业地理政治,分析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国内潜在的反对力量,进而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反制措施提出政策建议。     

The Renminbi as a Trading Currency: Evidence from Selected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the renminbi (RMB) exchange rate on trade prices and volumes in select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countri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US dollar. The stylized facts show that the RMB is underused in bilateral trade with selected BRI countries where intermediate goods dominate. By estimating the level of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nd trade volume elasticity, we find that the RMB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volume of imports in the sample countries, predicted by the 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 (PCP) paradigm. We also regroup intermediate and final goods between China and the BRI countries.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dollar fluctuation affects export volumes, reflecting the role of the US as a final goods destination, whereas the RMB exert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volume of intermediate goods imported from China to the sample countries due to China's important posi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