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幸福：基层女性公务员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幸福指数进入我国各级政府的决策视野。本研究对邢占军教授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表”在测量基层女性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的适用性进行研究,研究通过对施测样本所得数据的信度、效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表”适用于基层女性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河北省城乡差距程度的分析与研究

文章从收入、消费、社会福利等角度出发,对目前河北省城乡差距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显示:城乡收入比还将继续持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小于城市居民消费能力,但是城乡人均收入比和城乡人均消费比这两个指标值差距开始缩小:农村居民的参保率与城镇居民的参保率的差距还比较大.     

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1 965个样本数据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公平感和家庭收入满意度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因此,政府一方面应该继续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维护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应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以增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交通基础设施、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以铁路提速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升级，是否会影响收入分配?通过将始于1997年的铁路提速事件视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升的准自然实验，文章基于要素流动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铁路提速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铁路提速通过促进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表明，铁路提速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大约5%-7%。铁路提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来自于促进了人的流动、物的流动和技术流动，从而证实了要素流动机制。从城乡收入分配的角度而言，铁路提速显著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动态效应表明，铁路提速初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缩小作用递减；在2003年之后，铁路提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这一过程中，2003年之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主要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从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2003年之后，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大于农村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这一动态效应的背后主要是由要素流动机制所致。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文章结论依然十分稳健。文章结论为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打破地区分割促进要素流动、提升农村地区要素集聚能力等政策提供了直接证据。     

非农就业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已经成为常态,对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基于体验效用假设,构建了工农要素流动下农村居民的幸福函数,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机制与情境。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但却存在一定的"伊斯特林悖论"关系,即短期非农就业能够显著促进幸福增长,但长期非农就业对幸福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出现停滞或反向抑制状态;其内在机制主要在于非农就业过程中农村居民的需求层次逐渐由生存需要转向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但长期非农就业并不能显著提升外出务工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感知;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效应,在本地非农就业和跨省流动的就业情境下更为显著,在女性群体、高中层次受教育程度群体中相对更高,且伴随农村居民的年龄增长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基于此,文章提出创造本地就业市场、关注非农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变化、加强非农就业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等针对性政策启示。     

社会资本、家庭收入与城镇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理论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强弱是受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居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基于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家庭收入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健康水平与信任程度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3个主要因素,而现阶段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为家庭收入水平;(2)性别、年龄、职业、健康、婚姻与政治面貌等个体因素均对城镇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镇居民的幸福感;(4)整体而言,未来需要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完善城镇医疗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山东省16个地市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08—2019年山东省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以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旅游发展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采用全面FGLS方法分析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表明,旅游发展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收入增加显著,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根据实证结果提出鼓励农村居民从事旅游事业、发展乡村特色旅游等针对性建议。     

新发展格局下城乡物流一体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为了探究新发展格局下城乡物流一体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2010—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得出31个省份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水平,采用回归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乡物流一体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从结构上看,城乡物流一体化对农村居民的8种类型的消费支出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区域上看,城乡物流一体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明显强于东部地区。     

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收入差距的日益恶化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幸福感,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民生性支出,具有典型的福利性与公平性特征,其可能加剧或缓解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低水平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而较高的收入差距则会降低农村居民幸福感,且这一效应对农村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社会保障支出不仅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缓解了收入差距过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带来的不利冲击。在采用工具变量法矫正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因此,我国政府理应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同时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从而使农村居民更幸福感。     

社会互动对城乡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2021数据，运用Ologit模型、OLS模型和因果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互动对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互动对居民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情景互动渠道产生，其次是内生互动。并且，情境互动对城市和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内生互动对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对城市居民的影响不显著。对现有关于居民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做出补充，并利用环境知识进行机制检验，分析城乡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程度。基于实证研究建议，充分发挥社会互动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注重城乡地区的差异性，并利用加强环境知识的宣传手段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实证研究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仅主要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且还体现在消费差距上。因此,减少和消除城乡消费差距也应纳入统筹城乡发展的范畴。农民的收入水平不高、农业的特殊性、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消费环境不成熟和消费观念落后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分析出城乡市场分割导致的消费行为的差异,并能从制度变迁等角度找到其原因。相应的,能够提出增加农村收入、缩小城乡消费差异的思路和途径。     

通信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考察了通信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初步探讨分析了通信基础设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和途径,并据此提出了假设:通信基础设施促进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但是对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不确定,受到其他因素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信基础设施确实有效促进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有一定抑制作用,结果为通信基础设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表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以及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是影响通信基础设施农村居民收入促进作用的重要因素,本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这种分析。因此,在平衡城乡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且提高农村教育、卫生投入以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情况下,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文章尝试基于共同富裕视角考察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旨在理解税收政策对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利用2001-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税政策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研究结论。机制检验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趋势,增加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并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确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并通过促进农业机械化而释放了农村劳动力。本文为切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协调推进城乡区域平衡发展极具现实意义,并为深入推进减税降费改革提供了实证证据和研究基础。     

内蒙古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筹的途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养老保险制度,这种明显不对称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城了乡养老保险发展失衡,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养老保险待遇,碎片化的养老保险统筹方式,导致了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不公,限制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立足区域实际,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城乡统筹途径进行研究分析,找到破解城乡二元分割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有效方式,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筹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对内蒙古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筹的途径进行了研究,以其为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筹的推进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举措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目的,核心是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找出统筹解决城乡矛盾的改革思路和方法,逐步消除城乡矛盾,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急需突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二:一是对现有土地制度的突破,二是对现有农村金融制度的突破。城乡差距的缩小必须建立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提高的基础之上。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对科学发展观的启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失业、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平、社会资本、人口统计变量、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幸福经济学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启示在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的幸福水平最大化,政府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公平分配、控制通货膨胀、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统筹下“被上楼”农民土地权利保护初探——以苏北地区为例

城乡统筹要求协调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但目前包括苏北地区在内的很多地方在推行城乡统筹政策时,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集中居住,引发"被上楼"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通过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制度的实施来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     

城乡义务教育服务非均衡问题研究——基于“投入-产出-受益”三维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受益”的三维视角,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城乡义务教育服务投入差距、产出差距和受益非均衡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城乡地区普通初中和小学师资力量的差距以及义务教育服务的生产效率差距,是导致城乡义务教育服务产出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城乡义务教育服务的产出差距以及城乡居民义务教育服务的偏好差异,又是导致城乡义务教育服务受益非均衡的重要原因。据此,本文认为,应着力改善农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吸引人才充实农村地区的师资队伍;同时,进一步提高农村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并增强农村居民对义务教育服务的偏好强度,最终实现从多维的角度推进城乡义务教育服务的统筹和均等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影响效应分析——基于TVP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时变参数（TVP）模型对我国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由实证结果可见：政府总支出促进了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对城镇的影响大于农村。分类支出上,政府行政性支出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产生负向作用;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对城市居民先产生正向作用,但最近几年,产生一定的负影响,而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从1990年后一直产生正向作用,且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影响有逐渐趋同趋势;政府民生性支出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一直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要高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