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核心关键问题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讲话把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这既是解决北京城市病和区域环境问题、推进区域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我国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时期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实现京津冀区域优势互补、打造以创新为特征的中国经济第三增长级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需要。回顾京津冀区域合作历程,从1986年天津市提出建立环渤海区域合     

创新跨区域行政体制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讲话中指出,要积极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要“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在全国建成若干个大小不等的城市群。城市群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正在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与发展方向。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政策演变、规律总结及发展趋势

城市群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发展城市群可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群内各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增强城市群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我国地域广阔,各城镇地缘相接、人文相通,有着较好的互补关系并逐成网络体系,城市群建设深深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国际竞争力,城市发展方针指引我国城市发展方向和趋势,尤其是"十三五"规划提出城市群的具体政策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格局等等,为我国城市群发展指明了方向,各地积极探求适合本地特色城镇化的路径。鉴于此,在新区域发展战略和城市群趋势背景下,顺应国家构建科学合理城镇化战略新格局的历史机遇,有效把握大中小城市协调的政策演进,明确城市群城市层次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生态结构等关系,归纳总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趋势。     

县城转向何方?

"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被认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城市工作的主要思路之一。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关于完善城市化战略,文章提到了两个"客观规律",即"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以及"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经济规律"。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经济管理创新浅析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经济管理面临重重困扰和危机,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势在必然:在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从政府管理到区域公共治理,实现区域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通过长株潭城市群的合作城市经营与合作城市营销,打造"中部崛起战略"的新引擎,赢得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席之地。     

合作共赢大力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一、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环渤海城市群是继珠三角和长三角后,我国经济增长重要而关键的"第三极",在我国经济格局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京津冀都市圈作为环渤海城市群的区域核心和重要增长极,其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三大经济圈中,京津冀都市圈所处的环渤海城市群发展速度相对落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加快推进城市群健康持续发展

在全球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双重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快速成长的城市群正在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其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并正在影响着21世纪全球经济的新格局。城市群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中的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正由于如此,早在"十一五"规划执行期间,我国就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十二五"规划再次提出:"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研究

城市群作为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单元,细化研究尺度对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具有更科学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理解,从城镇建设水平、城镇化推进效率、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从县域尺度对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第一,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各维度发展不平衡;第二,城镇化质量表现出武汉市"一城独大"的特征,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区域差距大;第三,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表现出较好的同步性,但半数以上的县域城市处于"低城镇化率-低城镇化质量"阶段,同步性高但发展水平低是现阶段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新型城镇化道路下的夜间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夜间经济是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要阵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我国五大区域增长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得出发展夜间经济所需要的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人口及其结构、城镇化水平及其配套设施等,发现当前发展夜间经济存在个体消费不足、城镇化质量和效率低、发展...     

中国城市群进入全球十强?

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时完整的城市"集合体"。进入21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城市群的出现。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这是党和国家对促进城市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产生重要而且深远的影响。     

京津冀“一亩三分地”如何深化改革 深度剖析燕郊北京一体化——“财经观察”专家面对面解读……

经济学博士刘杉在解读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时说:"对京津冀三地城市群统一规划,建立合理交通联络,可以更好布局产业和分布人口。当然,重要的是,城市分工要尊重经济规律,不能靠拍脑门。考虑到京津已有高铁连接,未来京津冀还要布局更多城市高速轨道交通,如北京地铁应该延伸到燕郊,高铁到固安、张家口等。"     

浅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人口流动的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人口流动治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政策考量因素,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及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人口流动的影响,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人口流动影响的应对策略展开探讨,以期为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下人口流动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一些借鉴。     

双周聚焦·政策速递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规划》强调,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现代化都市圈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以成渝城市群为例

都市圈是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和运行效率的重要空间战略,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成渝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过程中,必须推动成渝两大都市圈由"背向"发展转向"相向"发展,经济合作逐步取代区域竞争成为"主旋律",区域市场逐步由"散乱"走向统一。新时代,为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应当以国际化现代城市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打造、创新体系协同和交通网络体系连接贯通为重点,打造成渝两大现代化都市圈,引领成渝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     

高铁对中原城市群人口流动与分布的影响

高铁能够促进人口流动速率从而加快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发展,而城镇化进程反过来又对人口流动与分布造成影响。中原城市群高铁交通轴线与小城镇密集发展沿线高度重合,构成了"高铁—人口—城镇"三者正反馈系统。当前郑州及周边城镇人口集聚趋势明显为中原城市群储蓄了潜在"势能",应汲取个别地方"高铁造城"中盲目开发的教训并按照人口流动与分布趋势做好小城镇规划与交通规划,将潜在"势能"转换为发展"动能"。     

构筑良好的城市—区域关系 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正国家"十二五"规划对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做出了明确部署,并被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加以推进。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相继对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三地协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标志着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但当前北京与天津、河北等周边区域尚未形成良好、有序的城市—区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首都经济圈竞争力的提高和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迫切需要从多个方面加以调整和改进。一、构筑良好的城市—区域关系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应有之义     

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京津冀例证

要素在区域空间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2010—2019年京津冀区域内城市和周边参照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具有显著的要素流动促进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与对照组相比，京津冀区域内城市的要素流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更高水平的增长，基于多种方法和策略的再检验佐证了增长效应的稳健性；比较不同类型城市的政策效应发现，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中心城市、功能转移城市和轴带发展城市的要素流动促进效应更强，城市规模较小、科技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会掣肘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政策通过资源高效配置、规模报酬递增与前沿技术进步三条路径，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加大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力度，探索建立城市群全域要素流动的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空间配置优化，推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形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城市规模结构的思考

随着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城市规模结构"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概念成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亦是现代城市学和空间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城市规模结构"理论概念的内涵是指,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经济圈群概念范畴内的区域生产力空间配置,客观的决定了城市生产力布局演化的高级形态表现为"理想城市规模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大战略实施已经取得的巨大实践成果,证明了我国城市在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砥柱"性作用,以多极多圈多带多区为主导空间的"新格局",在"十三五"规划期更加需要不断提升城市能级,以合理科学的城市规模结构,实现城市推动造极、建圈、联带、组区的巨大中心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成效与推进策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建设“什么样”的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怎样”推进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得到系统回答。然而，对标2030年战略目标和国内发展较快地区，京津冀地区仍存在发展差距，在利益分配、跨域协作、内生动力培育、对外吸引力塑造等方面仍面临着一些困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应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着力推进“新机制”建设、“新空间”布局、“新要素”集聚、“新引擎”打造、“新品质”提升和“新治理”探索，加快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间的利益共同体、市场主体间的经济共同体、社会民众的命运共同体，并最终形成更高阶的“区域共同体”。     

共享与共治:中国城市群协同治理体系建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正在发生着"由点到面"的深刻跃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时期。在城市群布局规划完成之后,城市群的区域治理问题便十分突出。当今城市群的形成是相邻地方政府"主动联合"的结果,城市群的区域治理不同于中国既有的中央集权行政纵向协调的体制机制,也要超越西方所谓的分散式分权制下以市场化契约为主的横向协调模式,而是要探索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以资源共享为平台的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合作共治。其治理框架体系主要包括参与主体行为界定、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经济支撑载体三个方面,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夯实产业集群基础应该是实现当今城市群有效治理的架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