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股权制衡与国企过度投资:基于政治观和经理人观的解释

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国企过度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混合主体的股权制衡度对于缓解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权方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实施国有+外资混合股权结构以及国有+外资+民营混合股权结构,均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但当混合股权结构中只包含民营股东时,混合主体的股权制衡度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则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经理人代理效应是混合股权制衡度影响国企过度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非效率投资问题的解释力相对更为有效.     

股权结构、税收筹划与股权价值

通过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税收筹划程度与股权价值之间的关系,为公司税收筹划产生代理成本提供了证据支持。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税收筹划程度与股权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股权结构对税收筹划过程中产生的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即股权结构对税收筹划与股权价值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税收筹划的程度与股权价值负相关,且相比于民营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负相关关系更严重;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仅对民营控股企业具有治理效应,对国有控股企业不具有治理效应。     

金字塔结构、投资者保护与关联担保——基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析

以2007~2011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分析了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对关联担保影响的基础上,研究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金字塔股权结构对关联担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与公司的控制权、现金流权负相关,与两权分离度正相关。将样本分为金字塔股权结构和非金字塔股权结构后的结果显示,投资者保护水平仅在非金字塔股权结构中能够有效降低两权分离度对关联担保的影响,而在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公司样本中,投资者保护对两权分离度和关联担保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说明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发生关联担保起到了一定的"防护"作用,抑制了外部投资者保护作用的发挥。     

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DEA方法计算企业集团背景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检验了股权结构、终极所有权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曲线关系;股权制衡程度、最终所有者现金流权的提高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权分离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因此,保持适度的股权集中和制衡,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基于SFA的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利润效率实证研究

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入,银行股权结构和经营效率已成为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焦点.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度2007年至2011年14家中国上市银行的利润效率,从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三个维度研究股权结构与银行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银行利润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国有股与银行利润效率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外资股与银行效率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与银行利润效率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建议上市银行选择“主体多元化、股权相对集中、多股东制衡”的股权结构.     

金字塔结构、过度投资与财务风险——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转型时期特殊的制度背景,以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1年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金字塔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的经济后果,考察其是否会加剧公司过度投资带来的财务风险。研究发现：企业的过度投资会导致财务风险的增加;随着现金流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度的增加,过度投资带来的财务风险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帮助理解民营企业中大股东通过金字塔持股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并对通过合理安排股权结构来降低过度投资带来的财务风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股权激励能够抑制投资非效率吗

应用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ａｎｄ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３）的匹配方法分析股权激励对投资非效率的影响,以除股权激励因素以外的公司其他特征变量相近为依据进行样本配对,分析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减少了样本选择偏差。结果表明：（１）股权激励对投资非效率、过度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对投资不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２）在国有属性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计划对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强于国有企业;（３）国有企业的“期权激励”与“股票激励”方式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没有显著差别,非国有企业的“期权激励”方式抑制作用强于“股票激励”方式;（４）在股权分散的条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投资不足有显著抑制作用;在股权集中的条件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显著。     

股权结构与公司投资效率间的动态关系—基于动态内生性的经验研究

以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动态内生性的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同时考虑三种内生性,以动态性的视角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投资效率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不仅当期股权结构对当期公司非效率投资有影响,而且前期股权结构也对当期公司非效率投资有影响;（2）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有长期影响;（3）前期公司非效率投资对当期股权结构有反馈效应;（4）股权结构与公司非效率投资间存在动态内生性。     

创业板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

创业板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直接影响着企业价值.本文以2015年创业板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创业板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企业价值综合值,选取股权属性、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作为解释变量,结合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流通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呈现负相关关系,结果不显著.研究结论及启示部分从提升创业板公司的创新能力角度出发对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对创业板公司价值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综述

关于股权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理论界至今尚无定论。国外学者多从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管理层持股等角度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国内学者更多是基于国内制度背景从大股东、管理层和股权制衡等方面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文献基础上,提出在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要综合考虑数据选择、时间跨度、指标的选取、行业因素以及制度背景。     

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股权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视角

股权结构对大股东掏空行为及公司价值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自利性多元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投资和破产政策的扭曲同时也损害了企业价值。本文从民营企业的金字塔持股结构和股权制衡角度分析实施多元化战略的民营企业公司价值,研究金字塔持股结构下的终极控股股东的多元化侵占方式。本文收集2006～2009年我国A股市场179家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将民营上市公司分为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两种类型,其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联立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传统方法主要以不考虑内生性的OLS实证研究为主,近年来国内学者才逐渐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内生性下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股权结构具有内生性,但无论考虑内生性与否,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之间都呈显著正向线性关系;与股权制衡度相比,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外部监督等公司治理机制,发挥外部股东的股权制衡作用,进而减少大股东侵害行为,提高公司价值。     

工业4.0驱动:基于制造企业智能化的股权结构实证研究

从投资者结构角度研究企业层面工业智能化的驱动力，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股权结构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影响。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股权结构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股权集中角度看，一定的股权制衡很有必要，一股独大不利于企业智能化投资；从企业性质看，公有企业更愿意进行智能化投资，个人私有的第一大股东不太愿意进行智能化投资；从激励角度看，高管薪酬与智能化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说明目前的薪酬激励制度不够合理；从地区文化角度看，越是发达的地区企业越容易接受智能化投资。     

创新型企业内外部治理效应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目的/意义内部治理效应和外部治理效应是影响创新型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公司内外部治理要素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研究。方法/过程以2016—2017年在创业板上市的590家公司1180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线性统计回归方法,对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论结果表明:适当集中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企业创新能力无明显关系;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能有效促进企业发挥创新能力。因此,可适当增加中小股东股份、加大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力度,以提高其创新积极性;尽可能发挥外部市场竞争机制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协同效应;监管部门除了制定适应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外,还要定期对其治理效应进行检查评价。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房地产企业动态投资效率研究

基于2004年～2008年中国57家房地产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DEA方法构建的Malmquist指数,测算了房地产企业的动态投资效率,结果显示中国房地产企业动态投资效率年均增长7.1%,其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益而不是纯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区域、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股权结构的房地产企业动态投资效率及变化趋势。实证表明,区域内的房地产企业动态投资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吻合;不同的股权终极所有权性质对房地产企业动态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不一致;股权集中度与房地产企业动态投资效率呈现不规则的非线性曲线关系。     

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

目的/意义根据行为金融学假说,股权结构影响着联合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大量实证结果同样表明,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机制十分复杂,甚至存在一些非线性关系,因而基于股权结构研究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基于2013—2017年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对联合风险投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联合风险投资正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股权结构在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即大股东持股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股权制衡发挥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应当尽量采用联合风险投资,同时将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政府层级、终极股权结构长度和宽度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我国政府终极控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的分析

以我国A股2004--2011年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CAPM、Gordon、OJ和ES模型估算其平均股权资本成本,检验国有企业集团控股政府层级、终极股权结构长度和宽度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央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低于地方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终极股权结构长度与股权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而终极股权结构宽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相对于延长控制链条长度（控制层级）,政府通过增加链条数（控制渠道）控制上市公司更加有利;政府应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同时也不能让终极股权结构长度无限延长。     

股权制衡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型“掏空”——基于股权结构内生性视角的经验证据

基于股权结构的内生性视角,本文采用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集合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制衡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型掏空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外生性出发,股权制衡度能够制约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尤其是侵占型关联交易;考虑到股权结构的内生属性,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尤其是侵占型关联交易额)增加比例越大,公司股权制衡度上升比例就越高。     

公司治理结构能缓解非效率投资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 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文章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形成的股权制衡机制失效,无法改善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另外,我们并没有发现董事会对非效率投资的约束功能:(1)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会治理趋于无效,未能制约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2)独立董事机制也是无效的,同样无法缓解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     

自由现金流、债务契约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中国房地产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借鉴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投资模型,实证检验自由现金流、债务契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债务契约对自由现金流与企业投资效率的调节效应。同时,还考察了危机冲击下自由现金流、债务契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债务契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１）房地产企业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性较强,企业前期的现金持有量与企业当期资本量显著正相关。（２）房地产企业自由现金流与企业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自由现金流水平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低,过度投资越严重。（３）负债融资对企业具有相机治理的功效,债务契约可以减少自由现金流的滥用,对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企业长期负债的治理效应尤为突出。（４）债务融资对自由现金流与企业投资效率起调节作用,在控制危机冲击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后这种调节效用仍然存在,长期负债对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国房地产上市企业而言,债务契约在企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效应”和“自由现金流效应”,负债对企业投资非效率行为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从而纾解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