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联系与现金股利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民营上市公司

本文以2008-2012年深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索了政治联系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市场化发展进程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会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来回报投资者。所以,政治联系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但考虑了企业的成长机会后,会降低股利的发放水平。     

技术赋能、散户积极主义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在公司治理框架内，散户投资者长期扮演“沉默的多数”和“用脚投票者”角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技术赋能使得散户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发声”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散户积极主义由此成为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本文以“互动易”和“e互动”平台上投资者互动行为作为散户积极主义的代理变量，从现金股利分配视角考察了这一新兴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散户积极主义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散户积极主义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两个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会影响散户积极主义治理效应的发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信息媒介越多、互动深度越深，散户积极主义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就越显著。此外，散户积极主义还对“铁公鸡”和“微股利”公司具有积极的治理效果，且并没有透支企业的现金股利分配能力，其对企业的持续监督提升了现金股利分配的稳定性。     

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用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衡量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用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反映外部治理环境,构建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外部治理环境越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越强、支付水平越高;外部治理环境可以明显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     

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双重视角

代理冲突和外部融资约束同时制约着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本文研究代理冲突与外部融资约束相互制衡时,公司治理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上市公司迫于股东的压力而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当上市公司同时面临代理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治理较好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     

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

社会信任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其对企业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那么，社会信任对企业的现金股利分配有什么影响？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的社会信任越低，企业越不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越高，越会弱化社会信任与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低会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和盈余管理程度，从而会使企业不倾向于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为此，要继续推进正式制度建设，遏制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要全面推动诚信社会建设，提升社会信任水平，降低经济个体间的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此外，企业要主动增加信息披露，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低股利”和“零股利”现象。     

公司研发创新、内部控制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

在外部监管相对乏力的情况下，从微观角度探索属于公司内部独有的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公司研发创新、内部控制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提高公司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均有助于激发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意愿，提升股利分配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会抑制公司的异常低派现行为，提高异常低派现公司的股利分配水平；公司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现金股利水平越趋向于行业标准。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生命周期负向调节研发创新和内部控制质量对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水平的边际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公司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现金股利政策提供了思路启示和经验证据。     

控股股东、高管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股权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分配的力度显著更高。(2)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强,现金股利发放的力度更大。(3)控股股东拥有较强的控制地位对高管的自利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越不显著;股权激励显著影响股利政策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成立,隐含了拥有较高控制权的股东能够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     

市场竞争强度、管理层持股与股利分配——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9—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1208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持股比例对股利分配(股利分配的额度和倾向性)的治理效应。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股利分配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即在一定范围内,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的倾向性和力度就越大;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一旦超过某一临界值,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反而会降低股利发放的倾向性和力度;市场竞争对管理层持股的治理效应产生显著影响,体现为当竞争程度相对较高时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则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可能性和分配额度越高。     

股权集中度视角下高管团队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现金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对盈利进行分配或留存用于再投资的决策问题,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了高管团队特征(规模、年龄、性别、学历背景)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团队的规模越大、平均年龄越大,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表明企业管理团队人数越多,年龄越大,越容易采用较高的股利支付率,而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越高,越倾向于选择较低的现金股利分配率。说明更高学历的管理层认为,较低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才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股利支付水平。男性管理层和女性管理者对企业支付现金股利的高低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越集中,管理者的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会被弱化。也就是说,股权集中度会显著削弱管理者特征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该实证结果也印证了上市公司中代理问题的普遍存在。研究结果可为企业管理团队的合理配置提出可以借鉴的依据以及实证结果的支持。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现金价值

本文以2006—2012年间在中国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现金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现金持有的边际价值显著低于非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而且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其现金持有的边际价值越低.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两类企业现金价值差异的根源在于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现金持有量的投资效率较低.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应加强内部公司治理,以抑制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价值的负效应;各级政府也应努力改善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弱化民营企业的寻租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