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研究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引领中国制造业绿色与集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GVC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不利于制造业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进步偏向型存在长期呈“U”型关系,存在GVC嵌入地位影响环境规制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门槛效应,GVC嵌入地位跨越第一道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提升,强化环境规制措施可以导致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GVC上游环节参与度越高,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核心技术研发,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进步影响方向相适宜进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下游环节嵌入受依附GVC行业领导者的全球战略影响,依附型生产率增长路径困难。     

人工智能的三种效应：理论分析

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变革,能同时增强资本和劳动者生产效率,并对传统行业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本文以人工智能的三种效应为基础,建立两部门理论模型,发现如果人工智能是资本偏向型技术,将有利于人工智能部门转型升级;如果人工智能是劳动偏向型技术,其溢出效应有助于关联企业转型升级。具体结论如下：（1）如果资本和劳动是相互替代的,当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的增强效应大于劳动力,则资本的产出弹性将上升,劳动的产出弹性将下降,反之,资本与劳动互补时结论相反;（2）当两部门产品同质时,如果人工智能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则随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资本和劳动力将由传统物质生产部门流向人工智能部门;（3）如果两部门产品相互替代,如果两部门中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的增强效应大于劳动力,则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分配给人工智能部门的资本比例上升,劳动比例下降,;反之,如果两部门产品互补,则结论相反;（4）如果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为1,当两部门产品相互替代时,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工智能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强效应之和,大于对传统物质生产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溢出效应之和,则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反之,如果两部门产品互补时,则结论相反。     

基于行业细分的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尤为突出。本文选取2001—2010年间我国制造业29个细分行业的经济发展数据,分别考察了市场主导型FDI技术溢出、出口主导型FDI技术溢出、企业研发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主导型FDI技术溢出仅对中低技术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具有负的影响,而出口主导型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对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就业技能结构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资本深化程度的增加将降低制造业高技术劳动力的占比,而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加强将明显提升制造业的就业技能结构。     

无形资本、资本—技能互补与技能溢价

为解释资本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协同变迁，以及技能溢价不断上升的现象，本文首先提出了无形资本与技能劳动力互补这一修正的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并通过估计中国城镇部门1995—2020年的总量生产函数对该假说进行检验；其次，基于估计结果，对技能溢价的变动进行了因素分解；最后，构建了包含无形资本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无形资本深化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技能劳动力与无形资本的替代弹性(1.275)要小于其与物质资本的替代弹性(1.908),证实了无形资本与技能劳动力具有相对互补性。第二，驱动技能溢价上升的动力中，61.98%来源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33.76%来源于无形资本深化效应。第三，无形资本不断深化的原因，在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与生产率不断增加。技能劳动力与无形资本的持续深化将引致技能偏向型结构转型，并使得无形资本深化效应对技能溢价的影响逐渐减弱。     

中国制造业增长方式和结构变迁的再检验——基于行业和时期异质性的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

本文采用了基于充分灵活的生产函数形式的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SPSCM），对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要素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生产率主要影响因子的作用进行了估计和测算。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研究期内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41%， 显示中国制造业进入集约增长模式。在2002-2003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伴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环节快速扩张，资本产出弹性大幅下降，劳动力产出弹性攀升。企业规模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自主研发对生产率的影响在时间和行业之间具有广泛的异质性，但2004年以后出现了趋同的积极影响。     

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诱因及内在机制研究

从诱致性技术进步视角,分析制造业技术进步主要是由资本价格下降诱致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诱致,进而辨别制造业诱致性技术进步属于“主动吞噬”就业还是“被动补充”劳动力空缺。本文通过构建要素价格变动诱致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利用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本价格下降均会促进资本深化,实现企业技术进步;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所诱致;要素价格变化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创新投入途径来实现制造业技术进步,但会排斥低技能劳动力。因此,在加快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中需加强技能培训和优化教育结构,以稳定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并建立高人力资本后备军。     

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工资不平等

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从R&D资本存量丰富的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及其技术溢出对中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物化型的技术溢出,中间产品进口既通过实现熟练劳动力与国际先进R&D资本互补效应,又通过技能偏向的知识学习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加剧了工资不平等。随着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工资不平等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必然加剧工资不平等吗?

劳动经济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共识:美国等OECD国家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教育升水(不同教育水平工人的工资差距)持续上升是由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的。但90年代共识无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下教育升水并非总是上升的事实。此外其理论基础在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下抑制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腐蚀效应和提升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市场规模效应会加剧工资不平等。本文指出其理论基础的缺陷,并将教育效率和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供求关系整合在一个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工资不平等都处于内生演化的动态模型中。本文证明技术进步率的提升在短期会提升工资不平等,但当教育系统的效率处于一定的区间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长期会降低工资不平等。因此,本文的研究挑战了90年代共识的悲观论点,并丰富了有关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对于工资不平等影响的研究。     

劳动禀赋结构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基于技术前沿国家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技术前沿国家劳动力市场极化背景下劳动禀赋结构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方向取决于高、中、低技能劳动间的替代弹性和劳动禀赋结构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劳动禀赋结构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1970-1990年间,高技能劳动与中低技能劳动存在替代关系,因此,高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上升促进了高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1990-2007年间,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变为互补关系,因此高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上升同时促进了高、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但抑制了中等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本文的结论为劳动力市场极化提供了支持证据,也为研究中国就业极化现象提供了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双重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刻影响着企业组织架构与业务流程的变革，致使企业员工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就业形势稳定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对就业规模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就业规模；对就业结构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型、服务型、高技能、中等技能员工存在就业创造效应，而对生产型、低技能员工则存在就业替代效应。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生产率及扩大经营范围作用路径影响企业劳动力就业。第三，不同所有制、生命周期、科技属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更为明显。第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具有非线性影响，且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加深，劳动力就业的优化作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