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放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实现并扩大中国对外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对促进沿线各国转型发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均有重要影响。利用38个沿线国家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但与出口贸易相比溢出水平较低;东道国科技研发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可显著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基础与或然问题

从资源基础观的角度寻找企业异质性资源对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推动机制,通过运用国际比较及相关数据检验代理变量的显著程度,检验这些推动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影响程度的强弱。经过分析与比较得出:学习与研发能力中的研发效率与研发支出方面以及国际化经验等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异质化资源的形成起到显著作用,较强的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而管理能力以及技术的学习吸收能力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较弱。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出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经过对中国全国范围内及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的检验,结果证实:在长期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间正相关,而最近8年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一线城市"及沿边省份呈微弱负相关,其余省份为正相关。文章提出应针对不同区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并加强适龄劳动力可就业能力培养,以进一步减小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区域差异。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的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东道国恶劣的制度环境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进而不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增长迅速,而后者往往制度环境较为恶劣,制度风险比较突出。本文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对中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研究——理论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通过对Hausmann等(2007)理论模型的简单拓展,加入对外直接投资变量后,发现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出口技术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同时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同时,这种促进作用还受到以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衡量的"吸收能力"的正向促进,受到以资本劳动比、制度因素、地区经济规模、进口技术水平和现有技术水平衡量的地区禀赋状况的制约。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必须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同时注意地区在要素禀赋、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技术积累方面的整体协调。     

不同投资保护标准的BIT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众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T),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积累,中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角色也逐渐发生变化,并在201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我国开放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区域普惠性倡议的推动下,我国未来的对外投资规模必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对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签署、修订或重新签署更高投资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促进效果,结果表明,我国早期签署的投资保护标准较低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签署或修订投资保护标准高的双边投资协定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签署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微观层面中国企业数据,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水平并不能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汇率水平带来的"财富效应"与"成本效应"对中国企业是相互抵消的。同时,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波动反而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着显著的风险偏好特点。另外,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会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东道国不确定性与中国ODI二元边际: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关于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文章将东道国不确定性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不确定性对中国ODI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其次,不确定性对ODI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在金融危机后和在东道国不确定性大于中国的国家更明显;最后,引入营商环境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东道国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效应。     

我国矿产企业FDI行为研究:理论前沿与趋势展望

对外直接投资即FDI,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各国学者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动机和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国内学术界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竞争优势、区位选择、风险控制、与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外研究显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寻求动机,而且普遍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处于相对空白。本文以中国作为分析对象,从东道国的创新能力、国际技术传递渠道和中国的消化吸收能力3个方面归纳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10个影响因素,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并运用辅助分析手段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的GDP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三大因素,真实汇率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负相关,而政府支持力度的影响很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寻求逆向技术溢出主要还是企业的要求和行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

对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国内的实证分析大多集中在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探讨上,而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讨论较少。本文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检验等多种方法,利用1982-2002年度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性,即进出口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长期稳定关系。     

我国矿企业FDI行为研究:理论前沿与趋势展望

对外直接投资即FDI,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各国学者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动机和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国内学术界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竞争优势、区位选择、风险控制、与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2003~2012年中国对7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对其进行投资,并且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之后,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较新论题,也是中国政府推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预期之一。本文利用2003～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吸收能力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大小。另外,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国内R&D投资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同时阻碍了国内技术效率的提高。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与类型甄别——基于结构式引力模型的系统GMM估计

文章根据2005~2013年中国能源对外投资与能源进出口贸易数据,构造结构式水平型与垂直型投资引力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并依据模型假设对能源投资的类型予以甄别。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能源进口贸易,且贸易量与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GDP显著正相关,与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与双边GDP之和(市场支付能力)弱负相关,与相对要素禀赋显著正相关;中国对高收入国家进行能源直接投资产生负向进口贸易效应即替代关系,而对非高收入国家产生正向进口贸易效应即互补关系;整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垂直分割生产型投资,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的能源直接投资显著为垂直型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则兼有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特征。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在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农业“走出去”,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将不可避免。对外直接投资是农业“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模式,但目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并不大,因此探究其中的影响因素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根据经典的企业国际化理论建立了10大假设,并利用2003-201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并运用主成分回归的方法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多种因素的作用方向和程度进行了多元统计分析,对假设进行了数据检验。文章最后对优化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提出了政策建议。     

双边贸易成本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文章首先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双边贸易成本对母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决策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合并后的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2007年间中国与全球100个东道国(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整体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均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上述发现意味着"就近集中权衡"理论关于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的预期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并不成立,其背后蕴含的政策涵义是,降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应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