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税对我国管理短期资本流动的启示

托宾税是通过交易成本的上升来降低全球资本流动性和各国货币汇率波动性的一种税收。随着加入WTO程度的加深,我国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难度将不断加大,所以,实施托宾税以维护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显得日益重要。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生成机制研究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密切相关。文章界定了国际短期资本的概念 ,分析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原因和新特点 ,阐述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生成机制 ,提出用托宾税降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与效果检验

通过构建包括监管工具—操作目标—最终目标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利用中国2010年1月至2020年3月的数据检验监管工具对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现有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对经常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出和流入的影响不显著;全口径跨境融资管理对短期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银行结售汇和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存款准备金率等价格型监管工具虽然难以有效调控短期资本流出和流入,但对国家外汇储备增减具有重要的影响;价格型监管工具和利差对汇率具有显著影响.相关监管工具对经常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标影响十分有限,价格型监管工具连同汇率对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标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意味着,现有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监管效果有限,需要寻求和设计新的监管工具,体现宏观总量和逆周期调控的特征;日常监管应充分发挥市场化手段的作用,但在资本外逃严重等非常时期,可考虑采取外汇管理政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游资监管经验借鉴与政策建议

国际上管理游资有多种方法和形式。就其方式而言，可以划分为直接资本控制和间接资本控制；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划分为对银行资本的管制和对非银行资本的管制，以及对汇率双重或多重管制等。国际上常用的手段有：征收“托宾税”、缴纳无息储备金、通过宏观政策调整管控资本流动、其他资本流入直接控制措施等。建议我国考虑征收“托宾税”、提取无息储备金、加强现有措施的管控力度和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管控的国际合作。     

跨境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的分析

日益频繁的跨境资本流动势必引发系统性风险，进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造成冲击，严重威胁我国的经济金融稳定。本文构建四部门DSGE模型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及模拟技术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加速了我国系统性风险累积过程，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均受到削弱。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仅仅依靠传统货币政策已经无法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需要采取更多样的措施。     

论托宾税与国际金融风险控制

通过征收托宾税来控制由资本流动特别是异常流动带来的国际金融风险，这一议题正逐渐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本文就托宾税被重新关注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征收实践、主要难题作了基本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是短期内托宾税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因为它将触动和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经济利益的分配格局。必然会遭到控制国际金融机构和主导国际金融秩序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西方大国的反对。     

跨境资本流动、存贷利差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62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在实施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农商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更大。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缩窄银行存贷利差渠道来促进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跨境资本流动-存贷利差-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传导渠道有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均会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跨境资本监管效率及防控流动性创造维度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跨境资本异常流动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9年数据,运用动态溢出指数的方法,实证研究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情形下双支柱政策的有效协调问题.结果 表明,相对于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更加频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和二者间的定向溢出指数均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在不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形下,双支柱政策交互影响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当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货币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中起主要影响;反之,宏观审慎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平均交互影响水平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总溢出指数.本文契合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为改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操作提供支持与借鉴.     

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是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强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的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增强直接投资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银行信贷规模和信贷集中度是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重要渠道,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增加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而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和银行信贷集中度的降低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强度—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第三,相比大型国有银行,跨境资本流动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在中小银行中表现更明显。因此,在进一步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机制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银行信贷业务,强化银行监管,同时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脚步持续不断向前，金融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的同时，风险也在倍增。在此背景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关系密切。其次，适度的通货膨胀水平有利于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入。再次，人民币升值是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在近期人民币贬值压力下相关风险递增。最后，开放的金融市场为跨境资本开拓了更宽泛的流入空间。因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为获得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向和人民币汇率变化，同时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使之与金融开放水平相得益彰。     

美联储货币政策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运用STR模型就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在不同的中美利差水平下,各影响渠道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当前背景下,中美利差位于低位区间。利差对资本流动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而宏观基本面和汇率的当期冲击效应并未发生变化,但其影响持续期显著缩短;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负向影响则有所加剧。针对这一结论,从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加强监测、分析;保持汇率稳定,妥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保持良好投资环境和经济基本面三方面提出建议,以缓解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及停止缩表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可能造成的外流压力加剧、波幅扩大等问题。     

试析中国开征托宾税的意义

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E1益增长，而我国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趋势也日渐明朗，在我国目前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威胁到我国的金融安全。这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严峻挑战，通过加大短期资本流动成本的托宾税一方面可以抑制其流动性，另一方面也将为健全我国国内金融体系赢得宝贵的时间。     

当前不应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

自2003年以来,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是“严进、宽出”。目前,学术界则出现了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但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方针应该是加强和改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而不是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在当前情况下,我国到底应该进一步加强资本流动管理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随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与陆续退出,新兴经济体面临着货币政策独立性挑战。以2001年至2016年间19个新兴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研究了短期跨境资本规模的变动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汇率弹性大小和资本账户开放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不显著,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显著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表明新兴经济体在面临跨境资本监管难题的情况下,中心国家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跨境资本流动传递信号,进而影响他国信贷规模和杠杆率,浮动汇率制并不能保证货币政策独立。为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新兴经济体应该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审慎监管,并加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多层次货币与金融合作。     

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引言 2002年以来,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进入新一轮高潮,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私人资本流动存在管制,但非贸易、非FDI资金流动规模急剧增加,贸易收支和FDI等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的资本流动形式的波动性加大,以国际收支双顺差形式流人的大量国际资金带来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资本流动管制有望成为新兴经济体新工具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最重要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现实的影响。因此，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有效实施资本流动管制，已经成为最迫切的战略性议题。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与系统性风险*

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一直在延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共同的课题。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展和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受关注程度的提高,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本文使用SRISK指标测度了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并通过构建传统VAR模型和VAR MGARCH DCC模型,对我国“8·11”汇改前后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股票价格收益率、人民币在离岸利差、离岸人民币与美元利差五变量及其波动性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证明,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风险及两者波动性之间均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     

当前异常跨境资金流入的特点及对策

我国的异常跨境资金流动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而且资金流入渠道日趋多样、资本的投向集中。为防止跨境资金异常流动,必须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引导外汇资金有序流出,完善对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的审查机制,坚决打击地下钱庄,理顺要素价格体系。     

金融危机与我国资本流向逆转风险探析

金融危机可能会使一国国际资本流向突然发生反向变化,这种资本流向逆转的警示信号就是资本流入趋缓和外汇储备在贸易顺差没有明显减少时出现下降。通过1998年至2008年间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国际资本流向发生逆转的风险正在加大,主要风险来自汇率、利率等方面的影响。因此。要防范国际资本流向发生逆转,应当加强对资金跨境流出的监管;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加强对“热钱”的调控。     

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监管

近几年跨境短期资本在我国的流动日益频繁,而且流动规模逐渐扩大。这使我们想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几次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都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有密切的联系。若发生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的、突发性的逆转,会对我国的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国际收支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中,要加强对短期资本的流动的风险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