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的珠三角城市创新能力研究

以珠三角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城市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依据评价结果，提出构建以深圳、广州为双核，以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为双轴，整合珠三角9个城市创新资源的“珠三角创新圈”，为推动珠三角地区创新发展和地方政府制定创新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以广州为例

通过构建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以2000-2013年广州统计数据为依据,运用非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对广州创新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计算结果表明:广州创新能力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创新产出增长迅速,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增长稳定。     

特别关注——宁波的专利战略——专利申请：快速增长

专利是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作为全国知识产权试点城市的宁波，通过加快培育创新载体，深入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全市专利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07年专利申请总量超万件，专利授权量首次超过广州，居副省级城市第二位。     

广东城市创新能力比较研究

本研究通过构造城市创新指数,将城市创新能力分为发展基础、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三个维度,用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定量测量了全国经济百强城市,以及珠三角9市和粤东西北7市的创新能力。分析表明,珠三角各城市创新指数得分在全国城市排名中整体靠前,为广东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粤东西北城市所有指标得分均未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深圳凭借强大的产业化能力以及企业对研发的高投入,力压北京成为全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但是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杭州（由于数据不可得,本研究未纳入南京）在全国城市创新指数得分中分别位列三至五位,力压广州,形成了强大的长三角创新城市群,具有整体性的创新优势。广东下一步创新发展在优化布局上有两个关键,第一是如何激发广州的科技资源潜力,打造广深双核驱动的创新城市群;第二是如何制定因地制宜的创新培育战略,推动粤东西北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珠三角地区创新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分析

本文选取珠三角地区九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耦合度、协调度评价模型,计算九个城市的创新综合评价指数、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数,从而对珠三角地区创新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发展速度上看,2009~2013年珠三角地区城市化速度快,但创新与城市化并未实现同步发展,城市创新能力发展进程远远滞后于城市化发展进程;第二,从发展水平上看,2009~2013年珠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的创新与城市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差距,区域内两者耦合程度高,但协调发展水平低,发展缓慢;第三,从地理空间上看,2009~2013年珠三角地区创新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呈现以"深圳—广州"为增长极的"中心—外围"空间递减的分布格局,依托深圳(核心)、广州两个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带动区域整体的创新发展。最后就如何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与城市化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提出了若干建议。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背景下广州与深圳科技创新能力对比研究

广州和深圳是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两极及核心,近年来,两个城市在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两城的创新要素各有特点。本文从创新环境、科技创新、企业创新和产业创新四方面分别进行对比,通过分析得出广州创新能力的优劣势,并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Meta方法的珠三角城市创新能力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

以珠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Meta方法构建出城市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并采取熵权法、聚类法和障碍度模型对珠三角城市创新能力进行空间分异、聚类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的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有明显的“双核心-边缘”结构；聚类分析分为4个层次和类型，深圳市为创新前沿型城市，广州市为创新发展型城市，佛山市、东莞市和珠海市为创新潜力型城市，江门、惠州、中山、肇庆为创新滞后型城市；珠三角城市创新能力的障碍因素差异性不高，高校在校学生人数、科研资金和人才投入、基础设施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城市创新生态指标体系构建及广州-深圳比较研究

城市创新生态是指城市中政府、企业、机构及人等行为主体的创新过程中所依赖的城市基本"生态"状况。城市创新生态对于城市创新因素积聚,促进城市内部创新行为主体创新行为有重要作用。各城市创新生态具有不同的特色,创新生态水平也不同。以广州和深圳为例,基于问卷、访谈及数据统计资料,通过建立测度城市创新生态水平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及特尔菲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广州与深圳城市创新生态水平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广州与深圳城市综合创新生态水平基本处于相当地位,广州略优于深圳。在城市创新生态的各个具体方面上,广州与深圳则各有优劣。     

科创中心建设背景下济南市科技创新能力研究——基于京沪轴若干城市的比较

构建包括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效四个方面的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城市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模型测算京沪创新轴各城市创新能力,采用聚类分析找准济南的对标城市,重点研究济南的创新发展水平及与对标城市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并进一步提出提升创新能力,打造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     

论城市综合创新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城市综合创新能力已成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城市综合创新能力是反映城市创新体系特点的一种创新力，除了创新观念、创新资源投入与产出、创新激励与保护等一般内容外，更主要的是城市能量集聚、能级提升、流量增大的系统性创新能力。本文在科学界定城市综合创新能力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城市综合创新能力的现实特性表现，并在此框架下提出了增强城市综合创新能力的思路与对策。     

我国城市创新与产业协同指数构建及分析——基于熵权法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城市和行政大区两个角度出发,使用熵权法建立评估城市创新指数、产业发展指数以及二者协调程度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在城市创新指数方面,深圳、北京、广州最高,华东地区最高;在产业发展指数方面,上海、北京、深圳最高,东部地区最高;在两者协调性方面,太原、宁波最好,东部地区最好。以上三个指标按照4∶4∶2的比例加总得出的城市创新与产业协同指数,前三甲的城市为深圳、北京、上海。城市创新与产业协同指数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创新与产业协调水平总体较高,但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距较大,未来提升空间仍较大,并可以通过因地制宜选择区域创新发展新模式、增强区域协同发展能力、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等达到。     

广州与深圳农民工政策比较研究

作为广东最主要的两个农民工流入地和中国"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广州和深圳在破解农民工这一世纪难题上,积极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狠抓政策落实和制度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文章在初步分析两地农民工基本状况的基础上,从就业服务、工资保证、健康关爱、法律援助、技能培训、文化生活等角度全方位地比较了两地农民工政策的经验和特色。最后指出广州可以借鉴深圳和其它城市的成熟经验,对农民工政策不断进行完善和创新。     

基于因子分析的沿海城市港口竞争力评价

为了对沿海城市港口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选取20座沿海城市,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港口指标做主成分分析,将沿海城市港口的计算因子得分作为原始数据,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所得结果进行分类.分析结果显示:上海、深圳、广州3个城市的港口综合能力归为第一类,其中上海的港口运输能力最高,广州与深圳的港口综合能力持平;而沿海城市的港口经济发展整体上表现为较大的不均衡现象.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广州、深圳作为珠三角经济区的双核心,3座城市及其港口在中国沿海城市发展中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但部分港口尚未充分发挥自身的临海优势,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为此对港口发展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广佛同城背景下佛山传统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从佛山市传统制造业发展现状出发,利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佛山市传统制造业发展优势及劣势,并结合广佛同城背景,利用协整分析法研究广佛两地人才、资金及创新方面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佛山市传统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     

广州:亚运城市营销迫在眉睫

本文着重介绍了城市营销的概念,并以伯明翰市为例,阐述成功的城市营销战略给城市品牌提升带来的重大意义。广州将于2010年举办第16届亚运会,在进行城市建设的同时,广州市制定新的城市营销战略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广州面临的优劣势、机遇和挑战,并在城市营销战略实施上提出建议。     

珠三角三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纵向协同创新效率分析 ——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应用自建的产业链纵向协同创新理论框架,以人力资本作为切入视角,对珠三角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纵向协同创新效率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与集群发展时间有关,且空间链、信息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对产业链进行协同创新有较大影响。具体来看,佛山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发展处在产业链的"聚而合"阶段,人力资本的纵向协同创新效率不高且波动较大。广州物联网产业集群的发展处在产业链的"合而优"阶段,人力资本的纵向协同创新效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深圳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处在产业链的"优而衰"阶段,人力资本的纵向协同创新效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武汉城市圈集群式中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武汉城市圈集群式中小企业要获得持续、快速成长,必须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资金、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竞争秩序、政府扶持力度等因素与集群式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均存在着一定的正向相关性。武汉城市圈要从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改善融资环境,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增强武汉城市圈集群式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