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与行政垄断规制困境--泰国两则反垄断案例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泰国两则反垄断案例的分析,考察了泰国的行政垄断、利益部门博弈与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问题,并籍此反思中国的行政垄断规制致策与反垄断执法权力的配置模式选择.结论认为,反垄断法本身并不能自动促进竞争,其起作用的关键是执法权力的配置.在国有经济比重高、行政垄断广泛存在的经济体中,反垄断执法机关应具有独立性与权威性.行政垄断需要区别对待,有些行政垄断是反垄断法需要约束的对象,有些则应归属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如果不能将二者分开,则势必影响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     

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的平台经济监管研究——理论分析与中国的模式创新

2018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掀起了一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热潮，政府行业规制机构参与其中，单独或协同监管平台运营商的反竞争行为。学术界对这种以行业规制代替反垄断执法的现象，是否会妨碍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建立、削弱反垄断法的权威性等问题存在争议。本文从反垄断监管实践和平台经济特性出发，分析了行业规制机构监管平台经济的原因、优势和弊端，并以加快建立平台经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为目标，构建了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金融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集团相关行为调查、处罚和救济的实践，是中国政府监管平台经济的模式创新，也证明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不要误读反垄断执法

正近期,中国《反垄断法》利剑出鞘。科技巨鳄高通、微软,车坛大亨奥迪、宝马和奔驰,均受到反垄断执法,更有12家日本车零部件企业再创罚单新高,被罚12.35亿元。由于近期被反垄断炮火击中的多是国际巨头,一些猜测和质疑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有的质疑反垄断选择性针对外企,认为反垄断执法喜欢拿外企开刀,却对中国国内的垄断企业敬而远之;有的怀疑政府有政治目的,认为反垄断只是一个借口,本质是国家安全问题;有的质疑执法专断,欧盟商会曾指称,"在未举行充分听证的情况下,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带有恐吓性的行政手段迫使企业接受惩罚和监管";     

探析反垄断法和解制度

和解制度是反垄断法执行中的重要措施之一,不论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还是被调查企业来说,这一制度都具有非强制性、低成本、高效率的优点,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将其纳入反垄断法中.本文将从和解制度的立法目的出发,通过分析该制度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实施情况,从而对我国反垄断执法中该制度的完善提出有益的意见,保证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运行.     

宽大政策瓦解卡特尔的最优机制研究

有效的反价格合谋政策应该能够改变企业参与合谋的激励。宽大政策通过增加卡特尔企业的背叛激励、降低卡特尔惩罚的严厉性和增加卡特尔企业之间的不信任,来成功的瓦解卡特尔。最优的宽大政策设计要发挥威慑效应应该确定最优的罚金额度,并根据反垄断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效能来灵活设计,以保证宽大政策的执法有效性。     

浅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几个问题

反垄断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这说明反垄断委员会并不行使行政权力,也不做出行政决定.至于谁是"由国务院规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法律并未明确.     

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及工具创新研究

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商务企业采用算法定价会明显提高合谋的可能性和可实施性,具有较大的价格合谋风险,因而成为反垄断法关注的重点。学理上,尚待明确的问题有:算法定价促进合谋的内在机理和类型化机制;如何创新反垄断执法体制以有效规制自主学习算法;在反垄断事后执法无效情况下,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实行事前规制等。研究表明: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宜坚持分类治理原则,采取事后反垄断禁止为主并辅之以事前规制的政策组合,反垄断政策工具创新应主要针对自主学习算法合谋。算法合谋反垄断规制政策需重新界定构成非法合谋的"协议"要件,明确当事企业的主体责任,重在采取以"软执法"为主的反垄断执法体制。事前规制政策应坚持"基于设计来遵守法律"的原则,强化算法审查机制和审查能力建设,并将提升算法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作为重点。     

并购反垄断执法中相关市场界定——基于商务部反垄断局审查案例的研究

相关市场界定是现阶段中国反垄断执法的基础.本文以《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的并购案件公告为基础,对中国反垄断执法中相关市场界定问题进行剖析,并对不同类型并购案件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进行比较.案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反垄断执法仍处在探索、渐进发展阶段,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具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非横向并购案件的常态化暴露出当前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存在缺陷;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相关市场界定以定性分析为主,较少使用定量分析.     

规避税收执法廉政风险研究

税收执法过程中的廉政风险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日益扩大,究其根源主要是税收立法的欠缺,思想认识、制度落实、过程监督和责任追究不到位等原因,通过认真分析产生税收执法廉政风险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健全教育机制,健全责任机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等措施,目的是健全机制,提高税务执法的抗风险能力。     

税收执法的国际比较

本文在对税务执法依据的国际比较及税收执法主体的国际比较与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税法的完善及在执法过程中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等问题。     

对金融机构救助的反垄断法思考

金融危机中很多金融机构面临经营危机或倒闭破产,迫使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实施援助,但救助对象多是"太大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该行为是否与反垄断法的基本理念相冲突,是否会破坏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等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讨.基于在危机时期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政府及监管机构对特定金融机构救助是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但救助的同时不能忽视反垄断执法,在金融监管的同时也应强调竞争性监管.对于我国来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实现金融业充分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     

间接执法成本、间接损害与选择性执法

在法律体系已经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学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执法层面,并以直接执法成本解释许多法律未能得到有效执行的现象。然而现实中的执法问题,并不仅限于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而经常是执法者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案件有选择性地采取不同的执法强度,既有执法不严,也有过度执法、以政策替代法律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这种选择性执法现象,是作为执法主体的政府面临情势变化,为降低包括间接执法成本和间接损害的总成本,运用剩余执法权以保证实现其政治、经济及社会目标的结果。     

不要误读反垄断执法

近期，中国《反垄断法》利剑出鞘。科技巨鳄高通、微软，车坛大亨奥迪、宝马和奔驰，均受到反垄断执法，更有12家日本车零部件企业再创罚单新高，被罚12.35亿元。     

森林公安派出所执法规范化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探究

森林公安派出所作为森林公安机关的基层一线实战单位，其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林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当前森林公安派出所在执法理念、执法程序、执法主体、执法保障等方面存在问题，而促进其规范化的路径包括树立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与保障人权的理念；强化执法主体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健全执法制度，深化警务体制改革；注重协调配合，确保执法监督有效；建立科学有效的警务资源运行体系。     

兼容性、标准设定组织与协同效率北大核心CSSCI

兼容性标准在现代经济的分工协作运行中具有重要影响,但市场机制有时无法有效地实现标准化。分析标准化的理论基础以及标准设定组织的协商过程和机制,建立动态混合策略博弈模型,探讨通过标准设定组织方式建立兼容性标准的利弊,并与标准竞争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与标准竞争相比,由标准设定组织中介的协商方式形成兼容性标准的可能性更高。时间成本对于协商效率有正面影响,引入退出机制也可以提升协商效率。此外,标准设定组织可能引发垄断与反垄断问题,其组织性质可能异化为托拉斯组织,参与协商的企业可能滥用私有知识产权,实施垄断性行为。为了实施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制政策,监管机构需将此纳入反垄断考量。     

论海洋环境执法的法理基础

海洋环境执法是指执法主体以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为目标,通过监测与监视规范、标准和法律的贯彻执行,控制陆源、海上船舶运行、海洋倾废、油污、海岸工程建设等污染源以及因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所导致的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和损害,从而防止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遭受人类活动的过度损害。     

环境执法难题亟需破解良方

要破解环境执法难题,建议从完善立法巩固执法根基、规范体系优化执法手段、创新机制提升执法活力、突出能力建设夯实执法基础、扩大宣传推动执法工作等方面,提升环境行政执法效能。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问题研究

标准必要专利在标准与专利的整合中应运而生并提升了知识经济效能。但是，专利标准化的同时也扩大了专利权人在相关市场的支配力，很容易产生专利权滥用行为，如不公平高价许可、不合理搭售、无正当理由要求反向许可等。以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切入点，以高通案为例,分析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问题，针对反垄断法体系，从立法与执法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反垄断行政执法和反垄断诉讼提供借鉴。     

论新一轮税改下税收执法制度的改进

税收执法是保障我国依法治税的根本途径。我国自新一轮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法律制度有了较大改革,税制的设立和税种的征收等都有了很大进步,但具体的税收执法过程却出现了法律体制不健全、执法程序不规范、税务稽查缺位、执法管理不科学等问题。因此,在贯彻结构性和渐进性调整税制的原则下,通过建立税收基本法、强化监督和规范指引、强化稽查、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等方式,逐步实现依法治税的合法化和合理化,推动我国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规制的主要挑战与国际经验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范围的反垄断部门都将面临来自数字平台的挑战。过去静态、单向的反垄断分析框架及判断标准很难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动态、跨界的平台经济,界定相关市场难度加大,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面对以掠夺性定价、"二选一"、跨界垄断、平台间并购、算法共谋或歧视等为代表的平台垄断行为,不仅准确判断更加复杂,争议也会更多。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范围和时机难以抉择、取证难,法律救济不及时,执法队伍建设滞后等挑战也不容忽视。这一系列挑战引发了国际上主要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尽管各国因产业发展及制度差异在规制理念和执法方式上有所差别,但都强调拓展监管思路、创新分析工具和灵活执法,并注重考虑国家利益。现行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仍然适用,但需要及时根据新问题做出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