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M(1,1)理论的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预测模型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介绍GM(1,1)的基本内容,从而构建中国居民物价指数灰色预测模型,继而利用2004年-2007年我国每年的CPI指数原始数据进行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同时预测2008年的CPI将会下降的结论.模型预测结果良好,能够较真实的反映我国CPI的变化趋势.     

居民主观感受与CPI统计数据的差异：以食品类价格指数为例

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与居民主观感受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受到一些质疑。到底是CPI的编制存在问题？还是社会公众误解了CPI？本文试图以食品类价格指数为例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按照国家统计局编制价格指数的方法,实地调查获取了济南市某连锁超市2009年1月-2012年9月期间共45个月份的16种中类的136种食品的月度价格,然后计算出食品类消费价格指数,将它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食品类CPI指数相比,可以发现,两者变动趋势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本文计算的食品价格分类指数明显高于统计局公布的指数。我们还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若干改进CPI编制及控制物价方面的措施。     

当前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点评

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保持在高位,但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其中农业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问题和增加服务业比重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成本上升、流动性过剩、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节能减排以及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2007年中国CPI指数过高有一定的必然性;而农业问题、劳动力成本问题、国际市场价格上涨问题以及流动性过剩问题不能在短期内解决,2008年及未来几年CPI指数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2008年最高可达到6％。     

CPI指数的主成分分析及对经济走势的影响

分析CPI指数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走势的影响,对宏观决策具有积极意义。文章首先通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找出影响CPI指数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工具来解析CPI指数与宏观经济走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CPI指数与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着长期相关关系,长期来看CPI指数可以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来预判宏观经济走势,决定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来看,CPI指数属于滞后指标,只能用来反映之前的宏观经济状况。     

我国CPI与粮食价格指数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我国1994--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对CPI与粮食价格指数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CPI与粮食价格指数存在双向互动关系,CPI推动了粮食价格指数的增长,同时粮食价格指数也推动了CPI的增长。根据上述实证分析,提出了控制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对策和建议：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机制,保障基本的种粮面积;加大保障粮食生产投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控制农资产品价格,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综合管理。     

基于泰尔指数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及贡献度研究

运用泰尔指数法，在八区域分区方式下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区域总差异进行测度，并比较八大区域内部省际差异及其变动趋势，同时分析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程度。将以城镇居民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两种泰尔指数进行比较，研究居民生活水平及人口因素对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影响。结果显示：2000年至今，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呈不断缩小趋势，而以城镇居民收入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以人口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其贡献率始终维持在60%-70%之间；区域内差异主要是由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中部区域内部的省际差异造成的。应转变城镇化推进方式，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以减小生活能源消费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CPI指数持续上涨的原因及对策

本文结合CPI指数的最新数据，对我国近期CPI指数持续上涨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提出了粮价、房价以及宏观金融环境是拉动我国CPI指数不断上涨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城镇中等收入居民相对收入水平的实证研究 --以省际横截面数据检验库兹涅茨假设

以城镇中等收入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00年省际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中间阶层的收入份额表现出线性下降的趋势，实证检验拒绝了库兹涅茨倒U假设。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表明该阶层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利益，但分享份额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控制、税收调整、公共投资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未发挥显著的作用，而存在一定影响的“国有经济投资比例”和“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处于相对下降的趋势中，从而造成该群体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     

基于VEC模型的物价对产险保费增长的影响研究

物价对产险需求有两种效应：货币收入效应和保险价值效应。对CPI与产险保费增长关系的分析发现：CPI与保费增速存在一阶长期协整关系,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9.40%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CPI对保费增长表现为负向冲击,反映货币收入效应大于保险价值效应,而保费增长对自身是一个正的响应;在对保费增速波动的贡献率方面,CPI对保费增长波动的影响不大。     

广西CPI波动偏高的原因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广西CPI波动大于全国的平均波动水平。从时间序列角度分析,1978年以来,影响广西年度CPI定基指数的具体因素主要有广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广西各项存款年末余额、广西进出口差额、广西存货增加额和政府消费等五个变量,这五个变量可以解释广西CPI定基指数的95.6%的变差。1990—2009年的20年间,广西的CPI波动幅度大于全国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幅度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存货增加的波动幅度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贵州省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采用基尼系数、阿鲁瓦利亚指数、库兹涅茨指数和不良指数等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指标，分别分析了近几年贵州省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农村内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分析结果显示，贵州省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大致合理，而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并呈现扩大趋势。     

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转移模式与地区差距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地区效率差异和劳动力迁移成本的两部门两地区模型,研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的福利效应及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地区效率差异以促进产业转移,或降低迁移成本以促进劳动力流动,都可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并提高经济总体产出;由于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低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产业转移,而高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劳动力转移政策,因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两类政策不能相互替代;当工业化水平提升或地区效率差异扩大导致劳动力流动需求增加时,如果不进一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地区间收入差距会扩大,从而形成劳动力迁移与地区差距扩大同时发生的“谜题”。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两类思路并不存在内在逻辑冲突,不应将二者对立,需要采取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提高欠发达地区发展潜力相结合的措施。     

对我国当前物价形势的判断与思考

200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创新高,百姓感到生活成本在迅速增加,理论界治理通货膨胀的呼声连绵不断,价格管理部门也出台了相关的价格干预措施,政府已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我们还不能就此认为通货膨胀已经来临,当前我国CPI上涨的幅度仍然是可控的,2008年的价格预期调控目标的实现还是有保障的．国民经济仍可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     

昆明人口生活质量客观分析及短板因素探讨——基于我国大中城市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将昆明放在35个大中城市中进行客观生活质量相对量化分析，得出短板是消费结构。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收入、消费水平较低、CPI过高使昆明居民在消费结构上承载着双重压力；产业结构和物流运输规模方面排名居中并未摆脱消费结构低端的境况。从中可知，通过有重点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注重每一产业结构内部优化整合、加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建设等措施优化消费结构进而提升整体生活质量。     

折衷物价指数:一种新的物价指数计算方法

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是当前广泛采用的反映物价变动水平的两种指数,然而两种指数在反映物价变动水平时存在一定的缺陷:拉氏指数会高估而帕氏指数会低估物价变动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均会比较大地偏离消费者的真实生活成本变化。折衷指数是将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综合起来考虑的一种计算物价指数的新方法,能更真实有效地反映生活成本的变化。     

高品质生活的居民感知与创造路径——基于重庆市39个区县的调查分析

高品质生活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充分平衡发展条件下,人们所呈现出的共享高质量物质生活和高品位精神生活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创造高品质生活是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统一的。基于“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度”3个维度构建高品质生活的居民感知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居民的抽样调查分析结果充分反映了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庆市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安全感”和“幸福感”指数较高,而“认同度”指数较低,主城都市区和收入较高的居民满意度较高;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是重庆市居民获得感（认同度）较低的最主要原因,但居民对未来的物质生活和发展前景充满期待和信心;重庆市居民对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较高,但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较低。重庆市创造高品质生活,首先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的收入增长和就业稳定;其次要加快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对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和帮扶力度;最后还要加强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并充分利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发展机遇,不断提升全市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我国现阶段行政成本的实际测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

以2007年政府预算收支分类改革之后的统计口径测量,我国现阶段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与G20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行政成本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以我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政府财政收支、政府预算、政府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分析了影响行政成本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建议。研究表明:财政收入支出比、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财政支出决算数占预算数的比值和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值对行政成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失业率对行政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行政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城镇人口占比、第二产业占比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对行政成本的影响不显著。     

试论平均数指数编制的根本性问题

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总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动,统计必须反映和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这种数量变动。指数法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特有的重要分析方法。统计指数理论的中心,是总指数的编制。总指数的编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综合指数的方法,另一种是平均数指数的方法。利用平均数指数计算总指数比较灵活,应用范围也广,而且计算平均数指数所需具备的个体指数资料在实际工作中也较易取得。     

中国近年来CPI与PPI背离程度合理性研究

本文通过构造改进的绝对背离指数,来判断CPI与PPI偏离程度,并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来判断我国的CPI与PPI的背离是否合理。结果表明,我国CPI与PPI自从2011年以来背离程度越来越大,在2015年12月份达到最大,高达22.3,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这种CPI与PPI的背离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     

房产价格的财富效应是否存在？——基于中国的面板数据

理论和实证研究均对房产的财富效应存在一定分歧。在我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9年至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与房产价格指数的面板数据基础上，应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房价上涨对高中低不同收入阶层的财富效应，结果显示：房价上涨对我国高、中、低三个收入阶层并没有产生正的财富效应而是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且，高收入阶层消费减少的幅度最大，低收入阶层消费减少的幅度最小。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满足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住房与购房需求，应挤压房价中的泡沫，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刺激高收入阶层买房，提高炒房行为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