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惠商政策及商人社会活动

乾隆处于康雍乾盛世的后期，在农商总体政策上，重农并不押商而是惠商，但志商以不妨碍“本业”为限，惠商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乾隆时期商人在惠商政策感召下，商业活动频繁，商人十分活跃，处处可见商人活动的踪迹。官商互为依存关系也十分密切，作为乾隆时重要活动的盐务、军需、赈济、河工，以至乾隆南退的参加承差、迎送、修行宫都让商人参与，商人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但乾隆时官商关系，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乾隆对商人的剥削，是盘剥后的一点可怜的慰抚。     

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

本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最大化，因而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其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乃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逻辑的自然延伸。     

市场、法律与人情——明清苏州商人团体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变迁

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的成立与发展过程中,部分商人团体不但促成有效提供交易服务的制度创新,更在地方司法实务上,以"公产"立案模式,向地方政府取得更稳固的产权保障,连带增加了会馆公所获得商人捐款、持续运作的可能性.作者从市场经济、法律规范、人情信用机制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以加深学界对明清"国家-社会"演变关系的理解.     

论我国古代小说中商人形象的伦理色彩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中国古代的“以载道”的传统创作原则；其二是中国古代长期的抑商政策和贱商观念；其三是中国古代的伦理型化背景。     

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

该文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最大化,因而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其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乃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逻辑的自然延伸.     

加强对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研究——兼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正>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着关于加强对近代商业文明的研究问题。最近,承挚友唐力行先生惠赠《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捧诵之余,不仅大大鼓舞了我的想法,也使我深深触及了一个先行者的心路历程。应当说,这是一本研究近代商业文明的好书。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历来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封建时代重本抑末的政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伦理的面貌。商人是没有地位的。因为封建皇朝的经济命脉是农业,商人的营利会直接分割政府的收入。所以古代坚持盐铁官营,形成中国悠久的官商传统。商人虽然富有,但是封建官僚们利用权利弄钱太容易了。清代有所谓“三代清知府,十万雪     

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最大化,因而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其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乃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逻辑的自然延伸。     

"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大多认为"贾而好儒"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特色之一.然而,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这种"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事实表明"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明清商人较为普遍的"贾而好儒"是当时的文化经济环境及明清商人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某些儒家观念对于商人集团的羁绊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基于国家治理逻辑的金融大分流新假说

本文通过考察中西方千年金融发展，从国家治理逻辑角度提出了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新假说。该假说认为金融大分流的本质在于能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根源则在于中西方政治目标与治理模式的分野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信用供求的差异。该假说强调“目标函数”决定“行为方程”,揭示了政治目标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选择在各国金融制度长期演进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为分析金融大分流提供了更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和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机制。基于大历史视域下的国家治理逻辑假说，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为现代化融资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成功实践，本文认为，超越金融大分流所暗含的“从分流到合流”的逻辑，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金融助力现代化的必然之选：既要深刻总结各国金融发展所呈现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找准并坚持中国特色，真正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归根到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逻辑。     

北路贸易中的旅蒙商与旅俄商(1727-1911)

旅蒙商与旅俄商贸易在清代北路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往的文献通常把“俄蒙商人”作为一个商人群体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尽管贸易主体相近,但两者大相径庭,因而旅蒙商与旅俄商应视作不同的商人群体。文章仔细梳理了1727年至1911年间,旅蒙商与旅俄商贸易在交易程序、交易方式、商品种类及交易公平性上的异同。以“第一大旅蒙商号”大盛魁为切入点,考察了旅蒙商与旅俄商在外蒙及俄国的经济行为,进一步深入剖析两大商人群体的经济活动对当地商品、货币流通产生的深刻影响,并指出清政府的边疆政策是导致两大商人群体贸易行为差异的重要原因。     

我国古代商事法律制度——对"重农抑商"的思辨

中国古代的经济形式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商业在发展之初较为缓慢.当代很多人受传统的固有观念的影响,认为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是重农抑商,这是一种片面的说辞.中国古代商法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 形式独特,虽然较为分散,但是其中包含先进的商业思想,实现了对古代商人及商事活动的规范化调整.     

从财政史观察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

长时段的中国财政呈现出明显的物质主义倾向:农业税从“以丁为本”向“以地为据”转变;财政制度改革以简化征收程序、保障财政收入为基本着眼点;商业税收与“重商”“抑商”并无太多关系;“贡”的实用性、官营事业的追求,主要出自财政考量。由此直接导致国民对于政府财政政策、措施的反向选择,呈现出中国传统经济的若干近似于“经济转型”的变动轨迹,但这些似有变化的经济形态,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传统经济自身发展不足以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转型”。     

十九世纪中德贸易往来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土特产品种繁多,工艺制品雕刻精美,琳琅满目。凡此等等,对各国商人无不具有莫大的吸引力。随着中国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发展,他们很早就不断寻求与外界进行贸易活动。所以,中国的国际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明末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清王朝统治时期,由于封建政府的闭关政策,使中国的国际贸易受到极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伴随着武力侵略大量来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从明清以来,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日本和俄国等国商人对中国贸易最为活跃。学术界对此作了大量研究。而对中德之间贸易往来关系的探讨就有所忽略。事实上,中德两国的贸易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出于历史造成的原因,使两国贸易显出波浪曲析。     

政府监管、产权界定与路径依赖——以中西方早期金融演进机制为例

前近代化时期,传统典当和货币兑换商向近代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演变过程中,中西方早期金融发展路径出现分叉。文化意识形态、政府监管、产权界定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变量因素。中国社会"皇权至上"文化理念下的官商关系,长期以来形成了扭曲的人格和经济关系,最后使金融发展"锁定"在无效率或效率低下的路径依赖。英格兰的社会环境赋予商人独立的人格和合法地位。英格兰银行很好地保持了与政府、议会以及民众的利益平衡机制,并带动了金融业的良性发展,为工业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试论“宁波商帮”的崛起及其发展

商帮是古代的地区商业集团,它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安徽商帮、宁波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龙     

论转轨时期中国规制型政府的构建

本文系统探讨了西方规制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所经历的从“看不见的手”、“扶持之手”到“掠夺之手”的三个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股票市场规制为例探讨了这些理论对于转轨时期中国规制型政府构建的有益启示。     

清代的发商生息及其影响——基于土默特清代历史档案的区域分析

清代中后期,发商生息成为地方政府运营生息银两制的主要方式,但由于地方性史料阙如,相关研究还比较匮乏。本文利用土默特左旗清代历史档案,探讨了地方政府的发商生息对当地商贸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地方政府的发商生息以地方商贸经济的繁荣为前提。在地方政府发商生息中,存在着商人承领本银、申解利银两方面的流程,这种流程规定体现出对地方商人的不利影响;从归本期限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发商生息虽有"生息"之名,而行"分割利润"之实,形成商人沉重的负担。就生息利银的支出用途而言,发商生息则对地方商业贸易的治安环境、商路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明清广东商帮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商人和商业资本空前活跃,形成了一批闻名全国的大商帮。最著名的有安徽商帮、山西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苏商帮、龙游商帮、洞庭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江西商帮,等等。本文拟就广东商帮的地域、社会构成及经营方式作一探索,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商帮史的研究提供个案的参考。 一 广东商帮在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与地理环境的优越、商品货币的发展,和封建政府对广东采取特殊的政策密切相关。然就商帮的地域和社会构成而言,广东商     

儒家文化和犹太教义蕴含的商业伦理比较及其影响

儒商经济伦理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富国富民富家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其重人、重信、重义、重情的人性化管理又被西方理性化的科学管理所吸取.犹太商人掌握世界的经济命脉,其经济伦理思想源于犹太教义.儒商和犹太商人在商业伦理上存在恪守诚信、讲究信誉、勤勉节俭、执着自强、投资政治、善于公关的相似之处,也在遵守律法、恪守商约、赢利高低、促销手段、敢否冒险、不断创新、理性管理、情感管理上存在着差异.     

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嬗变片论

一、政府对海防的重视和对海洋的开放政策是元明清时期沿海港市兴盛的保证元政府采取了比较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 ,允许各国商人自由来中国做买卖 ,元世祖时 ,“诏行中书省左丞梭都、蒲寿庚等曰 :诸番国列居东南岛砦者 ,皆有慕义之心 ,可因番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 ,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 ,各从所欲。”①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 ,沿海许多港市发展起来 ,如江苏刘家港亦因为有广阔的腹地而成为贸易港口 ,这里番商云集 ,外通琉球、日本等国 ,号称“六国码头”。元政府于至正三年 ( 13 4 2 ) ,在太仓设立庆元市舶分司 ,专管海外贸易。明代刘家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