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

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如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农民工平稳地融入城市,顺利实现市民化,这都需要政府承担主导责任,正确定位。然而,我国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却存在着责任缺失。因此,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缺失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其消解途径,提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应进行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进一步做好服务者的定位,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顺利进行。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适度规模研究

任何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着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而我国已处在这一阶段,因而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适度规模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现有研究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适度规模的理论进行了简单的综述,并提出了具体研究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适度规模的系统框架以及研究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     

转型社会中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的缺失与构筑

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城市社会资本的构筑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加速市民化进程。当下,农民工在城市中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其城市融入过程。因此,应当建立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的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构筑框架体系,不断丰富农民工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的存量,以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农民工市民化难点与新型城镇化战略

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宏观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力问题,但无法揭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根源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和收入差距,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同时也给农民工市民化造成障碍,国民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不利于农民工获取市民化的个人成本.因此在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把握城市群战略、产业转型战略、土地流转管理机制等关键规划的实施,促进和推动农民工顺利市民化.     

落地未“扎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崛起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愿意只做城市的"候鸟",而是通过这一独特的群体身份提出自身满意的利益新诉求——农民工市民化,文中笔者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潘篱分析,探寻加快市民化进程的对策,进而实现其"城市梦"的追求。     

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规模扩张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离不开农民工的贡献,让农民工分享现代化、城市化的成果,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市民,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从国内外关于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观点综述开始,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必要性,指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因素,并提出了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     

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对其市民化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参与到城市化和市民化之中,他们到城市生活就业,但是农民工的自身素质、思想意识、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已越来越影响到他们的城市就业,自身素质的提高,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就业的有效手段.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研究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其城市融入机制非常重要.目前,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方面呈现出了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异化、经济限制、生活隔离与心理排斥.这必然会阻碍社会融合与危害社会稳定.现在,中国具备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的有利条件,所以我们必须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整合城乡就业市场,构建城市安居工程,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培育其社会资本,消除社会歧视等.     

新生代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与公共成本估算

到2030年,中国需要将4～5亿农民工市民化.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依赖农民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内在地提升市民化能力;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中国应该走内生主导外生推动的市民化道路.基于各省差异化进城农民工比率的实证结果显示,城市政府承担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5项市民化成本占本省一般预算支出比率平均为2.7％,城市政府具有市民化的财政能力可行性.     

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障碍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首要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偏低.随着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化和第二、三产业技术含量的提高,人力资本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就业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障碍,并对如何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城市规模、收支剩余与农民工市民化再考察——基于生存工资Anker法的实证研究

面临错综复杂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任务,有必要分层推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采用生存工资Anker法测算农民工的市民化经济门槛。研究发现：以典型的三口之家为例,城乡间和城市间的流动人口生存工资分别为3 240元、4 480元,有能力满足该标准的农民工比例为52.5%和42.6%；运用Biprobit模型识别有市民化需求的农民工,得到满足城市经济门槛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35.5%；用Oaxaca-Blinder分解代际差异后,得到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36.7%、33.1%,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力；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提升,经济门槛也随之抬高,在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最高,生存工资城乡差距高达3 000元,其他规模城市的经济门槛城乡差异仅为500～1 000元。基于此,需要科学核算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的收支差异和市民化意愿,实现“想落尽落,应转尽转”,避免“能落不想落、想落不能落”的窘境。     

论农民工市民化与政府的制度供给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而当前政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切实解决现行对农民工的制度供给与其制度需求之间的错位问题,对现行农民工相关制度供给进行修正,使之满足农民工的制度需求。     

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及破解之策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既是重中之重,又是难中之难。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所加快,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文章剖析了制约市民化进程的主要困境,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原则,提出了促进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对策建议。     

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及权益保障思考

本文通过对永州市农民工生活状况的调查，论述了在现有体制下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现实，并提出新时期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若干对策：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现行的劳动用工制度，确保农民工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范围，积极为农民工构筑利益表达平台；打造“责任政府”，确保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建立农民工组织协调管理体系，给农民工以平等的劳动就业机会；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清除农民工市民化转换的体制性障碍。     

非政府组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探究

尽管当前我国城市化率比较高,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正是其中之一。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遇到的自身障碍、文化与心理障碍、政策与制度障碍和组织障碍等,阻碍了其市民化的顺利实现。在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风险,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具体地说,非政府组织可以利用其独特优势,通过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支持、帮助农民工克服文化与心理障碍、参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整合农民工力量以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和促进政府完善政策与制度等路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综述

新型城镇化是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和关键。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而市民化成本则是农民工进入城镇和融入城镇的首要考量因素。所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专家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视角和各自的知识结构就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拟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概念、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和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对策等方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不断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的深入,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的新途径——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城市化的进程也需要农民工的融入,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探索越来越迫切.然而,在现今的经济社会水平和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也日益凸显,主要包括制度性障碍、经济性障碍、文化性障碍和能力性障碍四个方面.这些因素是长期存在且不易改变的,它们共同延缓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其中,能力性因素是这些因素中较易解决的障碍,农民工可以通过自身的增能而克服市民化进程中的阻隔,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加快市民化的进程.同时,国家也应看到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对于其市民化的重要作用,为农民工增能尽可能地创造一些条件,帮助其尽快实现市民化.     

学习成本、同群效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提高他们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本文运用广东省东莞市与昆山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学习成本、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综合认知度位于中等偏下水平,加班、工作强度以及从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学习成本,对政策认知度产生负向影响。企业与社区的政策宣传、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谈论、农民工加入正规组织产生了农民工之间的正向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有正向影响。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不显著。     

对社会组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 SWOT 分析

政府在独自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政府失灵”和“公地悲剧”等风险，以致于农民工市民化效果并不理想，大部分农民工处于“虚城市化”状态，在此情形下，使得社会组织获得了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用武之地的机遇。本文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社会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劣势与威胁、优势与机遇，厘清社会组织所遭遇的困境和希冀，并指出应该采取“SO”策略，趋利避害、克服困境、发挥优势、抓住机遇，以期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有所作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动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市民化选择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以劳务输出地安徽省庐江县和劳务输入地上海为研究样本,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子女受教育、社会保障、城市认同以及迁移网络等因素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