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城市贫困的原因及反贫困对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反贫困上的效果是显著的，中国贫困人口1978年为2．5亿人，2004年已经迅速下降到2610万人。然而，在过去20多年，城市贫困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市贫困人口则数以千万计。按照联合国划定的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最低贫困线标准，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人均每天只有0．84美元和0．68美元收入，都不够联合国划定的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线。因此，截止到2002年，其中最低收入户占城镇总人口10％，困难户占城镇总人口5％。2002年城镇总人口为50212万人，那么最低收入户约有5021．2万人，其中困难户约有2510．6万人。也就是说，到2002年底，中国城镇涌现出50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至少有2510万贫困人口需要救助才能解决生存问题。     

解决个人收入分配不公之我见

解决个人收入分配不公之我见●周华伟当前，我国居民间收入差距悬殊已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一方面是一批几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甚至亿元户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低收入人口，包括农村有６５００万、城镇有１２００万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地。即便在同一...     

私营企业可参与七大垄断行业投资经营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最新数字表明，2004年是近5年来全国贫困人口减少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668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290万人，下降10％；人均收入924元以下的低收八人口减少了640万人，下降11．4％。目前中国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人，令人忧虑的是，贫困农民与一般农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     

贫困、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中、印、俄、巴四国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一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是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是根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导致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这是因为大多数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富人、开放地区以及新兴产业增长速度较快,而穷人、落后地区和产业往往受惠极少,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常常让增长的减贫效应事倍功半,甚至还可能使贫困人口意外地增加.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中、印、俄、巴四国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模型,将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变化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影响量化,进而从经验上证明,惠及穷人的"亲贫式"增长才是根除贫穷的关键.     

教育不平等、收入非平衡与贫困陷阱——对农村教育和农民收入的考察

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内,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培训的差异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教育差距既推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又可能伴随着收入非平衡增长的扩大而扩大,低收入农户有陷入贫困陷阱的危险,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推进农村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     

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的分析

旨在考察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内农村低收入人口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探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宏观层面影响因素与贫困指数之间的定量关系与内在联系。基于GQ模型和（模型,选取具备可分解性的FGT指数,采用1990—2006年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4条低收入标准线对低收入群体的H指数、PG指数、SPG指数和贫困弹性进行模拟。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有效减少了绝对低收入人口数量,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却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潜在福利,从而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减少效果。     

甘南州合作市贫困人口内生性发展调查——基于可行能力的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是指收入贫困,但是根据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主要是由于人的基本能力受到剥夺和机会的丧失而造成的,而并非单纯的是收入少"的观点.可行能力贫困思想有效弥补了传统收入贫困观的缺陷.因此精准扶贫首先应建立在贫困人口有脱贫能力基础上.本文站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角度,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为例,研究当地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     

基于居民消费最大化的城镇内部最优收入差距

我国城镇内部面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和消费一直不振的双重问题。笔者选取城镇最高20%收入组(高收入群体)和城镇最低20%收入组(低收入群体)作为城镇居民的代表阶层,以这两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来代表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通过建立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收入差距理论模型,利用我国1985年~2009年统计年鉴数据和MATLAB数学软件测算出我国城镇内部最优收入差距路径,为以扩张消费为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提供有意义的参照系。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对新疆农村居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FGT贫困指数和在Lorenz曲线基础上的贫困指示增长曲线对新疆农村最近几年的贫困变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增长减缓了新疆农村的贫困状况,但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减缓贫困的积极作用。除2003～2004年以外,其余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不是亲贫式的增长,新疆农村的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少于非贫困人口。因此,为了有效地减少贫困,新疆不仅要注重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规模,同时也要重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并且把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重点要放在提高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上。     

浅析贫困、经济增长与脱贫时间——基于中国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于城镇人口脱贫时间产生了消极影响。研究发现，城镇贫困在1997年达到高峰，然后逐渐缓和；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在初期能使脱贫时间迅速减少，但边际效果是递减的；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延长了脱贫时间，如果贫困人口的初始收入增加，则会明显缩短脱贫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