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扩散溢出能力、效应及其网络质量评价研究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区域产业经济的影响已深入到产业结构内部节点互联化发展网络层面。结合网络分析,针对长三角区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进行创新溢出网络化层级与动态结构分析,测算创新扩散溢出与吸收在流程和产品维度的网络扩散结构、活动集聚程度及其层级变化态势。结果表明,结构化效益差异是创新扩散对于创新网络式转换及传播的机制作用;创新转移传播与溢出具有从多节点、多部门走向相对单一的科技服务类别的特征,且创新扩散溢出网络分布不均化特征逐渐增强,并具有层级网络扩散特征和相对均衡化的创新溢出吸收扁平化网络层级特征。     

服务业外资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我国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显著促进了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在考虑内生性及使用替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新生企业、接近国际技术前沿行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中;从影响机制来看,服务业外资开放有效降低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促使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同时也会吸引更多下游企业进入市场,通过竞争效应引致企业创新。     

现代服务业集群合作创新收益博弈分析

文章在介绍国内外现代服务业集群创新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现代服务业集群构建创新网络关键在于强化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并完善创新收益分享机制,构建博弈模型对现代服务业集群中的合作创新收益深入探讨,得出集群企业如能参与合作创新能提高他们自身的收益,最后提出提高合作创新收益的具体措施。     

论服务创新对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推动作用

服务业在当前各国的GDP产出和就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服务创新成为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服务创新主要体现在组织和制度方面，对以现代制造业技术创新为主的自主创新起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程度的加深，这种作用日益明显。但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阻碍了服务创新，因而需要在加快服务业发展，改革创新体制、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     

中国自贸区服务业开放制度创新研究——基于迪拜、新加坡经验的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贸易多边竞争规则对开放型经济要求的外部压力日益增大,国内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优化产业结构的内生动力蓄势待发,加大服务业开放无疑成为完成我国自贸区建设的重心,而制度创新是自贸区服务业开放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有力保证.本文从我国自贸区建设面临的国内外背景出发,指出服务业开放制度的必要性,并且通过结合对目前新加坡、迪拜自贸区的服务业开放制度具体做法和经验的分析,提出从六个方面进行自贸区服务业的制度创新建设,以制度创新促进自贸区开放模式创新,为我国自贸区的制度建设提供借鉴,进而推进全国服务贸易自由化.     

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基于广东数据的经验分析

根据创新的内涵与服务业产业的特点,以技术与制度相结合的视角构建了服务业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以广东为例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的结果共同表明,近年来广东服务业创新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但服务业制度创新能力对服务业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贡献较大,技术创新能力的贡献较小。     

上海自贸区现代服务业应对经济新常态协同创新发展研究

新常态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其经济突出表现是经济结构的全方位优化升级.调结构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服务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知识创新、技术进步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力量,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中国下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是服务业,服务创新可提升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上海自贸区赢在创新.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带动投资、金融、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形成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发展的新平台.     

交易成本与创新治理视阈下创新群体组织性质及治理模式分析

从科技管理到创新治理，是新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在科技政策与科技治理领域的必然要求。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治理模式理论是分析组织性质与治理模式的经典理论。创新研究群体是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我国基础研究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从交易成本与创新治理视角分析其组织性质、合作网络与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研究发现，创新研究群体是科研合作网络组织与中间组织，治理模式走向为网络治理。明确创新群体组织性质，并实施网络治理模式，有助于促进研究目标实现与高水平团队培养。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空间关系综述与展望

文章系统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分类,在此基础上,基于产业视角,从互动需求、分工与价值链和产业关联三个层面,综述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机理。基于空间视角,从产业集聚、协同定位等层面,分析二者之间的协同集聚关系。基于创新视角,从价值链延伸以及产业层面的知识互动,综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交互创新。基于生态学视角,综述了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最后,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研究的未来方向及趋势。     

高技术服务业与工业企业合作创新--成本收益、模式特征与动态演进

从高技术服务业发展阶段演进的视角切入,对比考察了不同阶段高技术服务业为工业企业所提供的创新服务模式及其特征,并将两者合作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与高技术服务业发展阶段相结合,构建出一个高技术服务业与工业企业创新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理论研究表明,合作创新的净效应最终取决于创新收益与问题成本之间的权衡。在成本与收益的交互作用下,高技术服务业与工业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S型的三阶段动态演进关系:在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初期和成熟期,两者合作创新收益递增;而在中间的调整转型期,两者合作创新收益递减。这一理论推论得到了中国现实数据的实证支持,而且中国高技术服务业与工业企业合作创新的收益递减现象已渐次显现。因此,如何运用政府的调控手段,在充分发挥高技术服务业创新支撑效应的同时,减少合作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缩短调整转型期,将是中国未来高技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我国各区域外在性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测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外在性相对交易费用、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指数,并选取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对外在性交易费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各区域的外在性相对交易费用也随之上升;而随着体制转型的不断深入,经济制度的变迁节约了交易费用。由于各省、区、直辖市的经济规模、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地理环境等条件不同,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对交易费用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产权结构与制度环境降低交易成本的机理研究*

产权能否降低交易成本与产权可分性下的不同产权结构与制度环境的适应性水平密切相关。以此为基本思路，本文以产权的可分性为切入点，对产权结构和制度环境进行了类型划分，并深入探究了产权结构、制度环境、交易成本间适应性下运行的一般机理。由此说明，产权结构、制度环境的优化均可降低交易成本，产权结构与制度环境的匹配度越高，交易成本降低越多。政府失灵型等六种产权结构类型与负国家环境水平指数型等六种制度环境类型的具体匹配，可以更好地探究出产权结构与制度环境深度匹配降低交易成本的路径。     

价值现象学视野中的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引入了交易费用分析范式。运用价值现象学的方法可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由于忽视交易费用赖以存在的条件,所以在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颠倒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关。怨恨构造了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新制度经济学与这种精神气质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起源及变迁的关注都与怨恨所造成的价值假象密切相关。     

制度转型、经济增长和交易费用——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经验分析

交易费用的测量是新制度经济学里面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的制度转型及其经济增长为检验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样本。本文力争在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做出如下贡献。第一,我们采用沃利斯和诺思（Wallis,North,1986）的基本思路,首次对中国各省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算。第二,我们对制度转型、经济增长和中国的交易费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制度转型降低了中国的交易费用,证实了好的制度就是节约交易费用;但是经济增长却没有显著地促进交易费用的增加,这与正统的新制度经济理论预期不符;第三,我们证实了交易也存在一定的规模效应,当市场上的交易费用达到一定的程度时,由于规模效应可能会节省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从而导致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减少。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ransaction costs in development offsets: Who bears what and why?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generate transaction costs to public and private parties. There is a growing literature reporting on the size of transaction costs produced by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This paper extends that literatur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ransaction cost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how this influence occurs. The theory based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ransaction costs are categorised as: 1) transaction characteristics; 2) transactor characteristics; 3) nature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4) nature of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e examined how these factors influenced transaction cos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wo Australian-based development offset schemes with different policy designs. We found evidence of all four theory-based categories of influence in the policy case studies.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and how each factor influenced transaction costs varies across the two policies and between parties. Policy design as a compon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d a particularly large bearing on transaction costs of offset buyers and the policy administrator.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ssume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s given.     

Induc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 The Case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Native Title Tribunal

The theory of induced innovation says th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which economize on relatively scarce inputs will be invented and adopted. Hayami and Ruttan have hypothesized that this model also holds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Coase and Williamson suggest that economic organization, such as vertical integration, is the result of transaction cost minimization. Coase discusses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negotiation versus other alternatives for solving externality problems. This paper brings these previously unconnected threads of the literature together and incorporates transaction costs in an induc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odel.

This conceptual model is brought to bear on the issue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over time in relation to the National Native Title Tribunal. In addition to the reductions in transaction costs from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rather than litigation, there are other advantages of negotiation. These may include improved “quality” of settlements, improv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gotiating parties, and more timely resolution.     

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与交易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非生产性支出的经验证据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本文分析了治理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寻租动机并进而影响企业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本文借鉴并改进了Andersonetal.(2006)模型,探讨了非生产性支出的度量,并实证检验了影响非生产性支出的制度因素。研究表明,企业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对交易成本有显著影响,减少政府干预、改善政府服务、加强法律保护均有利于减少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本文研究发现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也为我国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     

信誉的价值:基于淘宝数据对我国电子市场的特色解释

为了解释信誉在我国特色电子市场中的价值,本文基于2008年3月下旬淘宝网上三个电子产品的相关数据,分析卖方的长短期肯定信用度和否定信用度、运费、剩余时间、消费者保障服务及价格等对其销售价格、售出概率、售出数量及售出价格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信誉度对卖方销售及售出行为存在一定的显著影响;价格对销售等行为没有显著相关作用,而只有价格升水对售出概率存在调节作用;剩余时间会正向影响卖方的销售价格,运费却只对卖方售出概率存在负向影响,而消费者保障尚不能显著影响卖方的销售及售出行为。     

交易费用计量研究述评

交易费用的计量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证研究的关键。根据交易费用的不同定义,可以将交易费用分为宏观层面上的交易费用和微观层面上的交易费用,同时将微观层面上的交易费用分为市场型、管理型和政策型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对有关交易费用计量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分析表明,尽管近年来在交易费用的计量方面已取得不少成就,但总的来说,方法还是比较单一,尤其对非市场交易费用和政策型交易费用的计量仍然停留在经验层次,缺少对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的直接计量。     

经济学供需模型的制度化改进与初步运用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性分析工具是供需曲线,而这一模型是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过度”简化,缺失的重要环节就是交易费用或制度安排。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费用、制度安排的相关研究,在传统供需曲线模型所包含的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两项内容基础上,本文加入了交易费用曲线并对其做了结构化分析,构建了制度化了的供需模型,探索了当前认识条件下经济学供需模型的“统一场论”。进而,本文运用这一模型提出了资产增值的“不可能三角”,需求曲线的两个镜像关系,以需求弹性推导组织要素“侵蚀”能力及合约选择定律,交易费用限定资产交易边界、暗含市场规模的界定等创新性结论,体现出这一理论模型能够深刻诠释现实经济运行的能力,希望以此为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与争论提供统一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