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工程与美国科技制度变迁:一个“社会运动”的诠释

基于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的整合分析框架,将二战期间的美国"曼哈顿工程"视作由政府、军队、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业企业家等自上而下联合发动的一场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得以实现的原因在于领袖、参与者与支持者的转换,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导致了强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和强内生组织的形成。这场运动的后果是解放了社会对科学家与科学技术应用的认知,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美国的科技制度从"小科学"进入到"大科学"。在新的社会结构下,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依赖"转变为"以知识为基础"。     

论我国大学—产业合作关系的缘起、发展与嬗变

大学-产业的关系与联系,是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其中关系是静态维度的描述；联系更倾向于二者间的互动过程.正确处理大学-产业之间的关系,是二者能产生更多数量、更高质量联系的基础.当前,大学与产业逐步成为区域创新系统乃至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中坚力量,从关系产生与发展的视角,总结了我国大学和企业的合作内容与形式,探讨了我国大学-产业合作关系的演进历程与发展趋势.     

论我国大学-产业合作关系的缘起、发展与嬗变

大学-产业的关系与联系,是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其中关系是静态维度的描述;联系更倾向于二者间的互动过程。正确处理大学-产业之间的关系,是二者能产生更多数量、更高质量联系的基础。当前,大学与产业逐步成为区域创新系统乃至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中坚力量,从关系产生与发展的视角,总结了我国大学和企业的合作内容与形式,探讨了我国大学-产业合作关系的演进历程与发展趋势。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何迅猛发展——基于“关系产权”的农户产权稀释问题解释

在经济转型期,制度环境下的产权机制和组织实际运行下的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本文导入"关系产权"的一般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拓展,尝试对合作社中农户的产权稀释问题和合作社迅猛发展间的矛盾现象作出解释。研究表明,产权稀释是农户为了将关键资源获取渠道纳入自身圈内归属的理性选择;这种博弈双方共认的产权稀释结构并不会导致农户的消极合作行为;由政府介入带来的合作社从资源追逐者向持有者的身份转变是引发合作社数量爆发式增长的归因;并且随着外部资源的不断涌入,产权稀释会逐渐向明晰产权结构转变,最终由市场机制主导。     

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及机制设计

梳理了创新政策、政府采购与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政策之间的理论关系,给出了为何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是引导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的理论依据。从创新导向的视角,针对传统政府采购政策在创造创新需求市场、协调市场信息不对称、促进共性基础技术研发等方面作用的缺失,将技术路线图技术引入政府采购政策制定机制,优化创新导向的政府采购政策制定策略。     

基于科学计量的创新研究群体合作网络构型可视化分析

创新研究群体是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我国基础研究前沿的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分析并把握其结构特征与合作网络构型，能够提升合作效率并促进原始创新。通过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发现并验证了优秀群体合作网络构型为晶格结构，具有较高的网络密度值，主要节点也具有较高的合作频次与中介中心性。基于科学计量的比较分析，总结了群体晶格结构具有单晶核辐射型与多（准）晶核均衡型两种形态，主要成员合作方式分别为主导型领军人物+追随型研究骨干与协调型领军人物+准晶核研究骨干，两类构型互有交织，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     

交易成本与创新治理视阈下创新群体组织性质及治理模式分析

从科技管理到创新治理，是新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在科技政策与科技治理领域的必然要求。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治理模式理论是分析组织性质与治理模式的经典理论。创新研究群体是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我国基础研究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从交易成本与创新治理视角分析其组织性质、合作网络与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研究发现，创新研究群体是科研合作网络组织与中间组织，治理模式走向为网络治理。明确创新群体组织性质，并实施网络治理模式，有助于促进研究目标实现与高水平团队培养。     

中外基础研究创新团队资助管理机制比较研究

科技创新需要基础研究引领与支撑，提振基础研究是新时期国家创新行动的重点，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层面，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发展及创新人才与团队培养。选取中国、日本、德国与加拿大基础研究创新团队的典型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世界一流国际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合作研究与培训经历项目”、“中心和重大资助项目”与“合作研究中心项目”，从目标定位、申请方式、资助对象、资助年限、资助金额、团队规模、管理办法、考核方式等资助管理机制的诸多方面展开比较分析，借鉴国外经验，获得体制机制调整与变革启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激励结构冲突、历史机遇与制度变革

通过对美国“依托大学建立国家实验室”模式的考察,指出美国大学与国家实验室之间因激励结构互不相容而存在制度冲突,这种模式得以建立的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独特历史机遇。进入常规经济发展阶段后,这种模式开始面临管理绩效问题,美国目前正在尝试探索和建立“桥接机制”以衔接这两种不同的制度。揭示这种制度变革趋势,能够为中国依托大学建立国家实验室的政策实施带来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