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被平均的真相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很难靠传统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福利政策解决，而是要靠另外20年的高增长来解决。如何找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改善收入不平等的良策，实在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梦想。     

城市居民住房按需分配的新逻辑探析——基于CGSS相关调查的住房现状分析

通过对CGSS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居民住房呈现出拥有产权住房者多、住房面积不够大、低收入阶层难以承受买房甚至租房的市场价、房屋建筑年代整体较早等四个特点。个人全年收入、家庭规模和家庭生活水平是影响城市居民住房面积和住房市值的主要因素。建立满足低收入阶层"居住安其屋"、中等收入阶层"居者有其屋"和高收入阶层"居者优其屋"的多层次住房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是解决我国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新逻辑。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的经验及启示

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再管用,如果重复使用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也不同程度地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低成本优势战略,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序列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放弃了这一战略,依靠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城乡与地区的均衡发展,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结构和政治民主化转型,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成功地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印城乡不平等比较:经济学分析视角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印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历史变化和趋势不一样;中国城乡之间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消费差距所反映的不平等程度都明显高于印度的不平等;中国是农村不平等大于城市不平等程度,而印度则是城市不平等大于农村不平等。导致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变化、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收入不平等变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而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等因素虽然对于收入不平等也有一定影响,但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理念(先富后富政策理念与城市和沿海偏向政策)则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同一地区内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影响更大一些。     

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谜的新解释与经济借鉴

文章以世界银行的WDI、Penn World Table以及财富500强中1970～2015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对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1970～1999)和高收入阶段(2000～2015)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在韩国经济腾飞期,制造业主导了韩国经济增长,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减弱是制造业结构的变化所致。此外,财阀是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把双刃剑,前期承担转型大旗,发展后期成为增长障碍。最后,文章通过韩国与中国发展路径的对比,探讨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的策略。     

从公平增长向收入差距扩大的转变:台湾经验与政策考察

公平型的增长才是真正的经济奇迹。台湾在早期确保了经济高速度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的公平,因此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台湾从公平型的增长向收入差距扩大的转折,基本原因在于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结构性失业,特别是服务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的低端就业者与高端服务业就业者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与此同时,税制不合理也使得收入的再分配作用未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收入分配问题基本上属于经济增长因素引起的,这一点与中国大陆的制度性和非市场因素引起的收入差距问题不同。     

论灵活选择国际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凡是影响、决定国际贸易的因素和条件都会成为影响、决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因素和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际环境、不同的国际条件,其国际贸易政策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正确且灵活地选择国际贸易政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及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探讨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经济体实现TFP增长的路径差异。首先,借助面板有序Logit模型,证实了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TFP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次,构建技术边界收敛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处于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提升TFP的路径选择。实证研究发现: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主要通过效率提升带来的赶超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提升TFP,而高收入经济体主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TFP增长;技术进步效应的差异将对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关键作用;中等收入阶段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的转型阶段,亟需实现由外界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的转型,方能保证经济体真正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及比较

文章探讨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经济体实现TFP增长的路径差异。首先,借助面板有序Logit模型,证实了在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TFP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次,构建技术边界收敛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处于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提升TFP的路径选择。实证研究发现:在低收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主要通过效率提升带来的赶超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提升TFP,而高收入经济体主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TFP增长;技术进步效应的差异将对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关键作用;中等收入阶段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的转型阶段,亟需实现由外界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的转型,方能保证经济体真正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二十世纪初五六十年代,农业现代化在全世界基本上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伴随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政策相应经历了农业剥夺、农业支持和农业多予三种取向。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使得农村经济增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根据我国现在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形势来判断,应该构建农业收入支持、农业营销支持、农业生产支持和农业基础设施支持四大农业政策系统。     

人力资本特征与行业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2012年的行业收入及其相关因素的截面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在控制行业特征的情况下研究人力资本特征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垄断依然是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②受教育程度对行业工资回报有着很强的正向影响;③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④我国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仍然存在,在高收入行业中男性的比例要大于女性,而女性要进入高收入行业必须要有着更高的学历条件。     

战后日本社会走向平等的三种路径

战后日本社会走向平等,三种路径引人注目,即集团主义文化所促进的企业内部成员收入平等;自民党政策所推进的工农业、城乡间收入平等;社会保障政策所带来的国民生活均等化。可以说,三种路径综合发挥作用,最终促成了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同时,三种路径演变的历史也表明:经济发展是平等措施得以实施的基础和保障;平等的理念是走向平等的现实的第一步;在走向社会平等进程中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是社会保障,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路径;所谓的社会平等状态是相对的,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转型发展需要关注新问题

按常住人口和去年平均汇率计算,2010年杭州人均GDP为10103美元,处于世界银行划定的中等收入组（3946-12195美元）偏上水平,正逐渐接近高收入组（12196美元以上）的下限,已步入城市发展的关键期。在全国城市中,杭州经济总量排名不变,但增幅排名相对靠后。2010年杭州经济总量继续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仅低于广州）、     

我国产业集聚理论的最新发展述评

"产业集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已成为许多国家、区域或城市经济的显著特征。国外关于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规范阶段理论阶段、产业联合理论阶段、竞争优势理论阶段。我国经济理论界真正进入产业集聚研究的前沿只有20多年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研究,90年代进入系统性     

中印城乡不平等比较：经济学分新视角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印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历史变化和趋势不一样；中国城乡之间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消费差距所反映的不平等程度都明显高于印度的不平等；中国是农村不平等大于城市不平等程度，而印度则是城市不平等大于农村不平等。导致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变化、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收入不平等变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而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等因素虽然对于收入不平等也有一定影响，但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理念（先富后富政策理念与城市和沿海偏向政策）则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同一地区内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影响更大一些。     

全国收入差距日益增大

进入90年代,我国城镇居民中半数以上的家庭收入已步入小康,但居民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差距拉大包含非劳动致富及分配不公等因素,使居民心理负担加大。 国家统计局城镇调查总队作出的研究报告称,一方面,城镇居民中高收入阶层占相当数量,已跨过小康进入富裕阶段;另一方面,城镇居民中中等收入阶层处于温饱阶段。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尔数已由1990年的     

我国西北地区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研究

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西北省会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指标的组成和分布特征,从不同住宅面积、不同收入家庭和影响住房支付能力指标因素的敏感性诸方面,探讨了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结合前人对我国一类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研究资料,阐明了西北二类城市与我国一类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差异性,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西北省会城市之间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指标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大部分城市居民购买适合的住宅支付能力仍然较差,购买小套型面积的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较好,大部分城市中等以下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较差,西北省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低于我国东部一类城市,并且住宅面积越大和收入越低的家庭,这种差距越大。研究认为,房价收入比中住宅平均单价的敏感性高于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现行的住房可支付性指数的评价标准可能偏高。     

"土地财政"模式的危害、成因及其治理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的急剧扩张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在这一轮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扩张中,"土地财政"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由土地带来的政府直接收益(土地出让收入)和间接收益(税费收入和国企利润收入),是地方政府筹集城市建设发展资金、缓解财政收入不足、实施城市扩张战略的主要手段,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危害.     

中等收入无陷阱

收入、消费、就业这样的循环若能良性发展下去,中国可从"中等收入"上升到"高等收入"国家,转型的前提是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完成了工业化的第一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之后,都要面临转型问题。所谓转型即是制造业从技术含量低、劳动生产率低的状态,上升到技术含量高、劳动生产率高的状态,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伴随着这     

什么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大量中等收入国家在5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无法"升级"到高收入国家,并不是因为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因为划分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范围太宽。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增长陷阱。如果把出现增长陷阱的概率当作衡量陷阱大小的标准,则在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之中,中等收入陷阱是最小的。尽管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概率也非常大。一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很好地避免陷阱,则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将长这几百年时间。如果能有效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则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