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多部门配置的增收效应分析

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不仅包括传统定义年龄段内的劳动人口,还包括年龄段外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这一重要资源的配置对农户家庭具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本文通过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的现实界定及其特征分析,研究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对收入的影响,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多部门配置有利于收入的增长,农业部门劳动人口占比、工商业部门劳动人口占比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正向影响,而家庭部门劳动人口占比、需要照料人口占比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南省的农户家庭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选择与农户家庭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有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家庭比没有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306.23元。同时,该研究结果也验证了:户主受教育水平与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劳动力数量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     

我国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农户模型，将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劳动力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外界环境，并由此构建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负担程度、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固定资产量以及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状况等对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是可控因素，并由此得出相关结论。     

土地流转对农民收益的效果评价——基于DID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DID模型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参与和未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收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后参与农户与未参与农户相比,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土地流转后务工和出租土地收入对参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并且该贡献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本文还对影响农户人均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均纯收入和种植业纯收入随着被调查农户受教育年限、劳动力比例和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人均务工收入随着被调查农户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出租土地收入随着被调查农户年龄和耕地面积的增大而增加,随家庭人数的增加而减少。     

土地流转对农民收益的效果评价——基于DID模型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DID模型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参与和未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收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后参与农户与未参与农户相比,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土地流转后务工和出租土地收入对参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并且该贡献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本文还对影响农户人均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均纯收入和种植业纯收入随着被调查农户受教育年限、劳动力比例和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人均务工收入随着被调查农户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出租土地收入随着被调查农户年龄和耕地面积的增大而增加,随家庭人数的增加而减少。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为例

根据在四川省16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进行抽样调查的927份有效农户问卷的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影响保护区周边农户收入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健康、教育、劳动力人数、社会关系、人均耕地面积、生态旅游、保护区培训与发展项目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地理位置、市场距离、家庭负担比则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其中社会关系、人均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外出打工人数、家庭地理位置、保护区培训、发展项目等因素对中低收入农户影响明显,而教育、生态旅游等因素对中高收入阶层农户影响较大。基于研究提出加大保护区周边社区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视社区共管工作及开展环境宣教活动等建议。     

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目的]为探索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方法]文章以2018年"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活能源"专项调查数据为依托,引入非农就业特征、抚养比和代际同住变量,运用Tobit模型分析非农就业特征、家庭人口经济特征、能源可获性、能源价格因素、区位因素及消费偏好对陕西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非农就业特征对农户能源消费结果有显著影响;代际同住、抚养比、人均农业收入及其他收入均对生物质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的高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经历对商品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商品能源平均价格作用则相反;不同地区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差别大且受消费偏好影响。[结论]研究表明,非农就业能够直接推动陕西农户生活能源由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向以商品能源为主转型,但家庭人口经济等特征使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转型的显著影响力以经济因素为中心产生不同变化。     

农业生产全程托管如何优化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基于1882户农户调查数据,通过考察在不同情境下全程托管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结构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探求全程托管优化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相比于农户自我经营,全程托管通过改变农户两部门劳动时间配置、家庭劳动力就业身份、畅通女性劳动力流动、稳定非农就业等,提高了农户劳动生产率,进而优化了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有效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全程托管增加非农部门劳动配置、减少农业部门劳动配置的效果稍弱于土地转出,但以土地转出为对照时,全程托管所增加的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收益大于减少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边际收益,使得相比于土地转出,全程托管同样提高了农户劳动生产率,优化了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提高农户劳动生产率、优化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等方面,全程托管对土地流转可以进行初步替代。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全程托管形式的引导推广、做好托管“挤出”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适当延长服务链条、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等。     

动员社会力量 实施“温馨工程”

我市所辖管14个县（市、区）中有11个是固定贫困县,贫困面大。309万人口中有196万农村人口,占62．5％。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30．41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097．24元低1266．83元。农村低保对象13.3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3％,有年龄在18—28岁未就业劳动力的低保家庭近万户。     

朝阳农村贫困户的现状和对策

近几年来,朝阳市农村随着党的富民政策的贯彻执行,总的来说,农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从具体农户来看,由于在劳动力、文化素质、生产条件和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农户之间的经济状况也有较大的差别。据朝阳市六县(市)和龙城区570户农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户仍占总户数的16.7％,贫困户人口占总人口的17.5％。贫困户的现状是: 一、贫困户人口多,素质差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多少,是直接影响农户收入水平高低的极为重要因素。贫困户人口多,劳动力少,因而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就较多,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对减少;其它户(收入在200元以上户,下同)劳动力多,人口少,因而劳动力负担人口就少,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对增多。     

生态旅游发展如何影响农户收入——云南省国家公园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7月~8月在云南省4个国家公园的432份农户调查问卷,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前后,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农户和未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农户在收入方面发生变化的差异。从基本回归结果看,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相比较,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均财产性收入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但是与是否参与生态旅游发展无关;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对农户的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没有显著性影响。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农户的读书时间、家庭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参与生态旅游发展时间正向影响农户的人均总收入,家庭人口数对农户人均总收入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耕地面积和参与时间对人均财产性收入有正向影响;参与时间会正向影响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人口数对人均工资性收入有负面影响。     

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224份问卷的调查

随着农村劳动力不同质的转移,大量农村地区出现了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低素质化等现象,留守的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农村劳动力一定程度的畸形转移与结构性缺失,使得农村发展过渡到了一个瓶颈阶段。文章基于22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受人力资本、家庭、收入、就业因素的影响。其中,(1)人力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率是最大的,留守农户拥有技能、接受培训与否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结构;(2)家庭因素,家庭年纯收入、家庭人口数量、土地经营情况对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影响较大,(3)收入因素,本人月收入的影响权重较大;(4)就业因素,就业因素的影响力度较小,农户从事的行业以及就业地点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针对模型结果,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及其对农户的影响——安徽省霍山县与山东省牟平县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对安徽霍山县和山东牟平县农户的调查资料 ,就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及其对家庭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在相对发达地区 ,农户的外出打工和非农业经营相得益彰 ,推动农户家庭总收入提高 ;而在相对落后地区 ,外出打工只是农户非农业经营欠缺的一种替代 ,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优势并不明显。在相对落后地区 ,农民外出打工对提高农户低层次水平内的人均消费水平影响明显 ;农户的基本消费 (吃、穿、行 )随着家庭打工人数增加而比例下降。因此 ,农户外出打工人数的多少对提高农村家庭消费层次影响更大。流动人口外出就业对促进农村消费水平 ,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辽宁省农民增收路径研究——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系数的分析

通过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国民总收入之比,即农民人均纯收入系数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辽宁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低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长率,这是辽宁省农民增收困难的直接原因,其根源在于农民收入结构和农民就业结构的失衡。因此,若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两手抓:一手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抓农民收入结构问题,一手通过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抓农民就业结构问题。     

农户的用材林经营意愿——山东梁山镇的调查

基于山东省梁山镇200农户经营用材林意愿的调查,分析农户在耕地里种树与劳动力就业决策的关系,进而得出结论:农户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家庭成员劳动时间的配置影响农户就业形式的选择。由于经营用材林节约农业劳动时间,在耕地里种树使农户选择"务工兼农业"和"专业打工"就业形式成为可能。建议政府重视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工作,尊重农户的就业选择,处理好耕地利用问题。     

中原地区农户非农劳动时间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298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笔者2007年初在河南省实地调查所得数据,采用Tobit模型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的劳动力总数、劳动力平均年龄、总耕地面积、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非农收入总和、农户家庭中是否有需要被照看的婴幼儿、农户家庭中65岁以上老人人数是影响样本农户非农劳动时间配置的主要因素,而社会环境和地域特征虚拟变量并不显著。     

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74个村214户农户的抽样调查

本文利用陕西省9市18个乡镇74个村的农户调研数据,对影响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从而发现,农户年龄、经营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人均纯收入、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区域位置等对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从政策角度出发,应加大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引导和扶持力度,建立起多模式、多元化的农业社会服务体系.     

农村劳动力回流抑制了农地流转吗？——兼论就业距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

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背景下,农地流转呈现放缓的趋势。本文结合农村劳动力回流新趋势,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讨了就业距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就近就业还是外出就业,只要两种就业模式可以及时补充家庭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形成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就会抑制农地转出,相对而言,就近就业对农地转出的抑制作用更大,但这种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并不会显著促进农地的转入。农村劳动力回流增强了就近就业对家庭农业劳动力的补充作用,进而延缓了农地转出;而回流劳动力并不能满足家庭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的劳动力需求,对农地转入的影响不大。研究还发现,农户前期的资本投入(购买农业机械)对农地转出具有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家庭、外出规模较小的家庭,其所形成的内部分工对农地转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