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需求——基于浙江和陕西的实证分析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与需求水平是影响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浙江和陕西两省农户微观层面调查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正在向商品能源转变,尽管薪柴依然是该地区能源消费的主体,但商品性能源(电力、液化气)比重正在逐步提高,能源消费具有明显的组合特征。(2)收入水平是影响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与水平的主要因素,能源需求具有明显的"能源阶梯"特征。(3)地区差异、家庭生产结构(养猪数量)和户主年龄等特征也对能源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有一定的影响。文章还对促进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能源消费转换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讨论。     

我国东北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与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为推动我国区域农村能源结构的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析了东北地区1991~2014年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时空变化特征。[方法]以1991~2014年的数据为基础,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法,对东北地区和分省的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商品能源和非商品能源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我国东北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分别增加了51.0%和95.6%,2005年以后人均消费量平均增长率达到6.5%。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商品能源消费量呈逐渐升高的趋势,所占比重达到35%;秸秆、柴薪消费比重由65%、16.4%下降至43%、13.7%,而煤、油、燃气、沼气、太阳能比重分别增长至24.6%、2.7%、1.9%、0.3%、1.1%,电的消费量年度间波动较大,体现出东北地区农村生活能源向多样化和商品化方向发展。从区域结构看,东北三省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均呈上升趋势,辽宁省人均消费量显著低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家庭取暖能源消耗差异是主要原因;吉林省非商品能源消费比例有所提高,而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则呈下降趋势,可能与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有关。[结论]促进东北地区秸秆能源化利用,是保障农村能源有效供应、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     

小农户合作生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目的]分析小农户合作生产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促进小农户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方法]首先分类分层确定样本县、样本村,随机分类确定样本户,然后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取农户数据,并利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模型对农户数据进行分析验证。[结果](1)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种植结构单一,非农收入比重高,农业兼业化严重;(1)描述性分析表明,土地规模、人均农业纯收入、农机、农业社会化服务、县域经济、土地转出意愿对农户合作生产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量、非农收入对农户合作生产影响为负;(2)Logistic模型分析表明,对农户合作生产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非农收入、农业社会化服务支出和土地转出意愿。[结论]小农户合作生产意愿一般,农业社会化服务支出、土地转出意愿对小农户合作生产具有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对农户合作生产具有负向影响。     

我国农户能源消费实证研究——基于河北、湖南、新疆农户的调查数据

文章通过河北、湖南、新疆三个不同地区农户能源消费调查数据的量化分析,探索农户能源消费变动的规律,寻求农村能源消费升级之路。农户调查数据表明,影响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有家庭人均财富、能源价格、能源可获得性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从能源消费升级角度看,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区农户能源的消费结构主要从薪柴、秸秆、煤炭向液化气、电力等商品性便捷能源转换;经济相对落后、交通不便的山区,能源消费主要还是以薪柴、秸秆为主,但正慢慢向煤炭转化。为加快农村能源消费升级,建议加强教育,转变农民消费观念,提高农户环保意识,改善交通条件,加强农村能源供应体系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利用新的生物质能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

[目的]基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影响。[方法]文章运用恩格尔模型和考虑"零消费"问题的近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IDS)的两阶段模型,对全国8个省份的农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首先,肉类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均为正值,农村居民肉类需求随着收入增长而增加。其次,肉类食品需求收入弹性存在差异,其中,禽肉收入弹性最大,牛羊肉收入弹性最小。再次,不考虑"零消费"问题时,牛羊肉的需求弹性被高估0.12～0.29,猪肉的需求弹性被高估0～0.02。最后,到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时,目前低于收入标准的农村居民人均猪肉、禽肉和牛羊肉消费量将分别增加3.42kg、1.86kg和0.57kg,消费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促进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进而扩大人均肉类消费量、优化肉类消费结构;农村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与肉类消费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东南丘陵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时空变异分析

[目的]为明确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的区域特征,推动我国东南丘陵区农村经济和能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法]以1991~2014年农村能源的统计数据为基准,选取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海南等8个省(市),系统分析了煤、电、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煤气、秸秆、柴薪、沼气和太阳能等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征。[结果](1)从能源消费强度看,东南丘陵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以2004年为分界点),2014年较1991年降低了14%;农村生活能源人均消费量呈逐渐升高的趋势,增幅为34%。(2)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非商品能源消费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商品能源消费比重显著提升,并于2011年后开始高于非商品能源;秸秆和柴薪的消费比重从1991年的80.8%降至2014年的39.6%,而煤、电、沼气、油、液化石油气、太阳能消费比重均显著增加,分别达到28.4%、17.7%、3.5%、2.9%、4.7%、14%、3%。(3)从能源消费区域结构看,不同省份之间农村生活能源变化存在区域异质性,湖南和海南省生活能源消费总量呈升高趋势,其余5省份则相反;至2014年,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商品能源开始占主导地位,而福建、湖北和海南省秸秆、柴薪的利用比重仍高于50%。[结论]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重点化、渐进化的农村能源发展模式,推动区域能源结构调整,是保障东南丘陵区农村生活能源有效供应、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农户生活用电消费分析——基于能源自选择行为

本文利用2008年中国山西省和江苏省的农户生活用电调查数据,基于农户炊事的自选择行为,利用Treatment-effects模型分析了农户生活用电消费行为。模型的估计结果支持农户在生活用电消费上存在能源的自选择行为,证明不考虑这一行为选择引起的内生性,会造成最小二乘法的过度估计。收入、是否有单独的厨房以及地域因素是影响农户炊事是否用电的重要因素;而炊事用电的农户比炊事不用电的农户平均一年多用电173度;农户的支出水平、常住人口、家庭人口的在家总居住时间对农户生活用电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中有老人的农户会比没有老人的农户用电少;大功率电器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空调、冰箱和电磁炉或微波炉。     

外出务工对农户食物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西部6县的调查

[目的]为了厘清贫困地区外出务工与农户食物消费的关系,文章以西部贫困地区为例,研究外出务工对农户食物消费的影响。[方法]该文使用陕西省镇安县、洛南县,云南省武定县、会泽县和贵州省盘县、正安县2015年1 368户农户实地调研数据,将在家成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调整样本的选择性偏差,降低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分析外出务工的影响效果。[结果]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进行匹配后,发现外出务工使农户的人均食物消费总支出的对数最多显著提高0. 081%,最少显著提高0. 060%。[结论]外出务工主要通过收入变化、外来的信息或经验和人口变化3方面影响农户的食物消费,且西部贫困地区外出务工显著提高农户的食物消费水平。相关部门应关注贫困地区农户食物消费与营养状况,改善其食物消费结构,提高食物安全与营养水平。     

中国农村沼气消费及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1998～2005年间分省(区、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人均沼气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农村薪柴资源状况、农村商品能源的价格和农户能源消费观念等因素对农村人均沼气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当地秸秆资源状况、产生沼气的生物质资源数量、当地平均气温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农村人均沼气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需求研究——以甘肃省、云南省为例

文章利用甘肃省和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32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了解样本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定量地分析了影响农户薪柴消费需求的因素。研究发现,样本农户对薪柴等传统生物能源仍有较强的依赖性。燃煤、电力等商品能源对薪柴的替代效应不明显,但使用沼气的农户对薪柴的消费显著减少。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的增加能显著减少农户的薪柴消费,但薪柴消费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发现少数民族家庭的薪柴消费量显著高于汉族家庭。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来自安徽省天长市的实证检验

提高农户收入是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当前这一政策目标能否实现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利用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粮食补贴金额越高,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越高,非农就业时间相对越短,在非农报酬率高于农业报酬率的情况下,农户总体收入水平反而会降低。（2）农户收入更多地受到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国家应实施相应措施,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报酬率的提高,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合理发展。     

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效用的视角

[目的]基于安徽省蚌埠市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分析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效用。[方法]文章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调研地区的具体环境因素,提出研究假设,选取农户的家庭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土地资源禀赋等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运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因素及土地流转补贴政策的效用。[结果]直接影响农户土地转出的因素包括非农就业、非农收入、农民离乡进城务工条件和土地资源禀赋等,农民获得的土地流转补贴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非常小,对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起不到显著促进作用。[结论]因此,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必须把土地流转补贴等财政扶持资金转移到基本生产设施的建设上,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转入积极性;通过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增加非农收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从而增强农民转出土地的积极性。     

黑龙江省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目的]基于黑龙江省农户土地流转现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提升农户土地转出意愿途径推动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生产。[方法]基于元分析的要求和步骤对黑龙江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进行实证研究,以农户个人特征、农户资源禀赋、农户所处环境特征和政策及生产特征4个层面来分析黑龙江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基于主效应分析发现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文化程度、年龄、性别、人均纯收入、耕地面积、非农收入比重以及是否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其中,农户年龄在土地转出意愿中的影响显著为负,有阻碍作用;农户人均纯收入和耕地面积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土地转出的发生率在人均纯收入高和耕地面积较多的农户中相对较大;政策的过渡与完善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年龄较大的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在逐渐加强。[结论]黑龙江省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宣传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调节作用越发强烈。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数字金融释放了农村家庭消费潜力吗——基于边际消费倾向视角的机制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2015—2017年CHFS面板数据,基于边际消费倾向视角,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潜力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整体呈倒“U”型分布并在中高收入水平处出现拐点,大部分农户仍处于拐点左侧,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提升农户边际消费倾向。内生性讨论显示,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边际消费倾向实现,具有持续性与平稳性。从消费结构来看,数字金融增加了农户发展型消费需求,然而中低层次消费需求仍是农户最倾向的消费类型。基于此,本文建议通过数字信息与服务建设、促进农户增收、缩紧收入差距、完善农村服务业发展等渠道,提振农村消费市场,释放农户消费潜力。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收入流动性研究*——以江汉平原和鄂西南山区部分县市为例

[目的]考察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分析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差异。[方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不同农地整治模式下农户收入流动性差异。[结果](1)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实施农地整治后农户收入有明显的"上升"流动趋势;(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家庭劳动力规模、农地经营面积和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收入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初始位置对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农地整治可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相对于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农地整治,深化改革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管理体制,大力创新农地整治模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整治,为稳步提升农户收入创造条件。     

北京农村能源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1866个农村住户的调研

[目的]文章通过对北京市农村住户的能源消费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北京农村能源消费的总体现状、不同地形、不同区之间的消费差异以及主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方法]运用描述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基于北京市13个区214个村庄1 866住户的调查数据,重点分析北京农村能源消费情况以及煤炭、电和薪柴3种主要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因素。[结果]从能源普及率来看,北京农村能源以电、煤炭和液化气为主;从消费量比重来看,以煤炭(60.4%)、薪柴(17.9%)、电(12.9%)为主,太阳能和沼气清洁能源比重较低,煤炭几乎全部用于家庭取暖;平原区和近郊区的电、煤炭、天然气消费量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薪柴低于其他地区,太阳能和液化气消费量的地区差别不大。地形特征和家庭常住人口对各种能源消费量影响都很大,家庭收入主要影响电(正向)和薪柴消费量(反向),对煤炭消费量影响不明显,峰谷电价对电消费量影响较大,采暖面积对煤炭和电有影响,对薪柴消费没有影响;是否节能改造和对雾霾认识对能源消费量影响不确定。[结论]采取科学分类指导及措施,改变农村冬季采暖方式,改造常规能源,加大对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和能源改造政策支持,以促进北京农村能源利用的优化升级。     

农户非农就业、耕地保护政策认知与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基于产粮大县1422份调研数据

农户选择亲环境农业技术是治理农业污染、改善耕地质量和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劳动节约型和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视角,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不同类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同时甄别了对不同劳动力禀赋和不同收入农户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农户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有正人口效应和负收入效应,其中,正人口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劳动力组、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负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多劳动力组和高收入组;而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有负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劳动力组和高收入组。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对两类亲环境农业技术的选择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在耕地保护政策认知的调节作用下,非农就业对劳动节约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正人口效应逐渐减弱;负收入效应被显著抑制。而非农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亲环境农业技术选择的负人口效应得到一定抑制;负收入效应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中国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基于29篇文献的Meta分析

本文将现有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作为基础数据库,运用Meta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强度的变化以及在中国农户范围内,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其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土地流转规范性、非农生计能力和养老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非农收入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非农收入对农户土地流转影响显著;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作用强度逐渐增加,其余变量作用强度均不同程度的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