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口政策转向对中国的启示

世界人口面临新的形势,人口增长掉头,且人口转变呈现多元化态势,其根本原因是各国生育率以不同的速度下滑。世界人口大势的转变引发各国政府对生育率态度的转变以及对生育政策的调整。越来越多国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这不仅发生在生育率长期低迷的欧洲,也发生在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东亚和大洋洲。东亚地区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已转而推行鼓励生育措施,并不断加强政策力度,效果却差强人意。同样处于很低生育率水平的中国仍在努力维持当前的低生育水平,与他国的政策调整渐行渐远,这将对社会与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已迫在眉睫。     

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同时,这一时期又执行了严格的生育政策。本文主要就这些事实做出两个方面的经验分析:其一,经济增长和生育政策在生育率变动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其二,低生育率水平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生育政策的边际效果渐趋下降,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明显。同时,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开始显现。因此,人口发展政策不可能继续保持单一和纯粹的目标,充分考虑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将是人口政策调整的重要要求。     

联合国预测:中国快速走向老龄化

最新发布的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对中国人口的评估和预测作出了重大调整,预测中国人口在2026年达到峰值13.96亿后迅速下降,到2050年时下降到12.95亿。预测表明中国快速迈向老龄社会大势已定,无法逆转,生育率能否尽快走出低谷是决定中国人口未来的关键。人口预测只是人口决策的参考而不应该是人口决策的目标。鉴于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年之久,现在已经到1.5以下,再不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     

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从计划生育到“二孩”政策

生育政策不但事关一个国家发展,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都有影响。而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生育政策受到世界瞩目,从刚建国时的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到如今的"二孩"政策,我国的生育政策作出了很大调整。通过看别的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推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二孩政策的满足时代发展性、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对中国生育政策的启示等,进一步来看生育政策调整。     

提高生育率不利于我国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未富先老"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当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迅速的老龄化主要是生育率迅速下降的结果,为迎接老龄化的挑战需要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提高生育率.     

对少数民族生育率变动下的生育文化研究——以珞巴族为例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据“五普”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12为1．064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不同于汉族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少数民族生育行为受生育文化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人口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其生育行为很大程度上受本民族生育文化的影响,从而影响着少数民族的生育率。分析珞巴族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动情况,来反映珞巴族生育文化的特点,也为国家更好地制定对少少民族的人口政策提供依据,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人口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统计研究

经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下降之后,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接近更替水平,在二十世纪末已经全面实现了生育率的转变,我国也全面进入低生育国的行列。完成生育率转变之后,我国已经不存在人口压力问题。而在低生育水平下,我国所需要面临的人口问题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生育率的转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与时间上的压缩性。在时间维度方面,生育率在由高至低出现转变的过程过于迅速,在该过程中没有完全根据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需求做出调整,国内不同地区的生育政策与群众的生育意愿仍然有着比较大的差别,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势仍然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在空间角度方面,国同不同省、市、自治区所呈现体现出来的人口转变形势也呈现空间不平衡性的特点。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实现低生育水平稳定发展是相关部门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文章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对影响生育率水平的有关因素进行探究。     

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显著超出以往预期。面对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新常态,人口领域需要有较大的改革。当前人口工作思路存在与人口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的核心是对低生育风险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人口工作存在只重当下、罔顾未来的偏向。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质是对过去计划生育过度的补救和改正,既是对生育率过低这一主要人口风险的应对,也是人口发展彻底转向正常化、均衡化的需要。     

“全面二孩”没解决的问题,“放开三孩”能解决吗?

这不单是人口政策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问题。“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期在撰文中如是表示。     

艰难的抉择 深远的影响——关于中共中央《公开信》暨计划生育效果评估

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加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公开信指引下,我国计划生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妇女终身生育率从6．2下降到1．8,少生了5．69亿人,减少了资源消耗,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本文引用了人类发展指数和生育文化指数对各省、区、市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差别进行了解释;以印度197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为参数,对没有生育政策的人口发展进行模拟,结果证明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率下降发挥了主要作用,贡献率为62％,而计划生育的贡献率为38％。从1991年开始,我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生育率还将继续下降,人口发展正面临新的挑战。时代赋予了计划生育新的任务,本世纪要把我国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才能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     

韩国人口危机对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启示

面对严峻的人口危机韩国政府在2005年正式开启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至今为止仍没有改变超低生育率的态势。中国作为韩国的邻国,文化、经济等方面相互影响人口国情也存在相似之处,所以韩国在面临人口危机时的实践表现也对中国现行的"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我国“内生型”低生育水平预测的再研究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92年2.0的更替水平,随后总和生育率连续数年持续稳步下降,当前已经达到了接近极低生育率的1.5的低生育水平。纵观我国近40年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过程,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活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计划生育的作用在逐渐减弱,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日益增强。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正在由计划生育率政策为主的外生型为主导,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内生型为主导转变,并终将形成以内生型为主导的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本文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内生型极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运用主成分法分析得出模型,并假设我国意愿生育率遵循这一规律,预测出我国达到内生型低生育水平的时间,并为我国的人口安全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明天，谁为我们养老？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几十年后，谁来养活中国？已执行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调整？是否，应放开二胎管制？养老模式如何变革？这些问题无疑都需在新的人口环境和发展背景下重新考量。     

“全面二孩政策”背后的家庭社会学研究

国家出台"全面二孩"政策是希望通过政策调整,鼓励更多的妇女生育孩子。但据2017年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并不如预期。家庭角色的变化、家庭生育成本的增加等都存在较大困境。本文对"全面二孩政策"与家庭之间关系进行了梳理,并从家庭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该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单独二胎”能否缓解老龄化危机

关于“二胎”的政策一直备受社会关注。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也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     

卢锋:应加快调整“一胎政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日前撰文指出,中国应当加快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卢锋说,随着多年来中国低生育人口形势延续和发展,中国学界和公众讨论建言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的呼声日高。而中国官方政策也发生微妙变化。例如2006年年底中国决策层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既要坚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卢锋:应加快调整“一胎政策”SSCI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日前撰文指出,中国应当加快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卢锋说,随着多年来中国低生育人口形势延续和发展,中国学界和公众讨论建言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的呼声日高。而中国官方政策也发生微妙变化。例如2006年年底中国决策层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既要坚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中国的人口形势与计划生育工作

(一)关于人口形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53年新中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就发现,1949年我国总人口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4.5亿,而是5.4167亿。到1987年,38年间,我国总人口就翻了一番。建国以来,到70年代初的较长时期内,我国人口发展基本处于高增长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属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类型。从70年代开始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以后,由于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20年来,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妇女总和生育率(在人口学上,妇女总和生育率是指当年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之和,相当于按这一年的生育水     

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经过几年实践效果并不理想。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我国的人口数量加快了增长的脚步。但是人口政策调整的成效不会立刻呈现出来,要享受人口红利,至少也得在20年后。加之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改变,不愿生,不能生,生不起,导致落实二孩政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已迫在眉睫。     

我区人口生育率水平变化浅析

十二五时期,人口计生工作进入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阶段,如何有效整合各种资源、优势和力量,建立能够自行运转,并达到预期效果的稳定低生育水平长效机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近年来,我市基层特别是镇村政策外生育现象出现反弹,且非常严重,加之人口生育高峰的到来,如不及早引起重视,必将危及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经过调查分析,影响我区生育率水平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