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外包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

本文运用我国1996—2008年28个制造业面板数据检验了参与跨国外包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外包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增长,而且服务外包对就业拉动作用大于制造外包。跨国外包对制造业就业规模正面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其中对高技术产业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中等技术行业,最后是低技术行业。不论服务外包还是制造外包都不能显著地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就业结构。实证结果所蕴含的政策启示在于:我国不能仅仅依靠参与跨国外包缓解就业压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加快产业转型与升级以切实提高本土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全球价值链融入与中国制造业就业: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单位增加值的就业效应指标,开展了相应的部门分解,结合WIOD数据库,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完全增加值系数和完全就业系数。结果表明:传统的以产出为基准计算的就业量低估了国内真实边际产出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即以单位增加值为基准计算的就业效应更大;虽然低端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就业创造效应最强,但不稳定,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低端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过程中,增加值增长与就业增长短期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将制造业各行业的单位增加值的就业效应进行部门分解发现,中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发展是未来国内就业增长的重要方向。     

汇率变动对广东省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文章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2008-2012年广东省制造业就业数据,研究汇率变动对广东省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在长期中,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恶化广东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环境,给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而导致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减少,就业环境恶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较研究

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从就业数量上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稳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拉动作用比较理想。从就业结构上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该行业就业人数的增加,但是服务业不存在这种效果,反而是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导致了服务业外资的引进。为此,我国应进一步改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充分发挥服务业带动就业的潜力。     

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的交互乘数及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揭示了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交互乘数及空间溢出效应.利用中国2003-2013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使用GS3SLS方法进行事实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机制,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服务业就业0.45％～0.47％0的提升,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受益最大;服务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制造业就业1.15％～1.16％的提升.城市之间制造业就业和服务业就业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二者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为负,表现为发达地区拥有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会吸引周边地区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迁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就业对制造业就业的乘数效应占主导,制造业的发展愈发依靠服务业的不断完善,二者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逐渐减弱.政策上,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深化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完善城市结构体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第二、三产业之间相互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吗?——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制造业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劳动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出,劳动需求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作用方向存在不确定性。本文构建两部门任务模型,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率效应和对就业替代效应的影响机制,考察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和产品替代弹性对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利用我国28个省份2003-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产业结构的作用方向及强度,进一步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不同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上,对制造业就业非线性影响。理论模型说明,在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其对制造业就业的替代将促进劳动力向服务业的流动;当人工智能技术存在较大突破导致制造业生产率有巨大提升时,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效应会大于技术替代效应,劳动力回流入制造业。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但其生产率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作用。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不足0. 0282时,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提升1%将减少制造业就业占比0. 124%;反之,当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超过门限值时,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提升1%将增加制造业就业占比0. 179%。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挤出效应会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而发生反转,促进制造业劳动力回流的机理。     

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构建一个扩展的劳动力需求动态计量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检验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出口、国内需求对制造业就业有显著正的影响,出口的就业影响效应大于国内需求;进口渗透以及出口导向引起的生产率变化对就业有消极作用,但都不显著;劳动力市场刚性对就业有显著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影响分析——以制造业为例

随着我国制造业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加,大量的资本以及生产、管理技术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制造业行业的发展。主要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行业就业的影响展开分析和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制造业就业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提出策略。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异质性与制造业就业动态

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就业优先的背景下,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服务业开放通过国内市场竞争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的理论模型,继而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一致,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生产率异质性,其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同时还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对四类典型垄断性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通信业和金融业开放能够显著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动态,而铁路和航空运输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较弱.最后,本文还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其引发的企业间就业再配置改善提升了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总的来说,本文肯定了服务业开放可以作为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效配置和质量升级的开放新动力.     

新时期就业市场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就业是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持续向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没有改变，就业市场依然韧性十足，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就业市场产生的冲击不可忽视，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也给就业市场增添了很多新的挑战，制造业就业受到新技术的影响并缺乏高端技术人才。对此，应强化分级分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平台经济监管机制，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加快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保障社会就业的健康稳健发展。     

出口退税政策变动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就业的影响——以制造业为例

我国制造业私营企业的出口贸易就业弹性整体上高于外资企业,表明私营企业出口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外资企业。反过来,意味着私营企业出口增速减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也较大。根据制造业细分行业平均就业弹性估算的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变动引起的就业损失表明,私营企业集中的行业在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变动中受到较大影响,而外资企业集中行业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估算结果证实了出口退税的政策成本主要由内资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承担的结论。     

龙永图：广东应理直气壮发展制造业

先进的制造业，以人为本的制造业，就是打造就业优先的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要发展环境友好的制造业，环境友好不仅仅是保护自然环境，也要保护劳动者的生存环境、消费者的使用环境，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身心健康等基本的权利。     

进口贸易、R&D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变动

本文利用1996～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总量变动的影响及影响的部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考虑到进口贸易对国内制造业的R&D溢出效应后,中国制造业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没有通过替代国内生产而减少就业,相反,进口贸易通过R&D溢出增加了整个制造部门的就业。由于技术进步的两面性和各部门要素密集度的不同,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由于R&D投资回收期长、国内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弱,国内R&D投资和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趋势效应、价格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存在,使就业变动呈现动态调整的特征。     

中国制造业重心时空变动轨迹分析——基于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制造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空间迁移现象。本文以空间布局为着眼点,运用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数据和中国行政规划进行重心计算方法,对2006-2012年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演化过程进行刻画,并且利用重心变动的分解分析对影响制造业布局的动力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重心和就业重心在这近10年里逐渐向西北方向偏,且结构效应对企业重心转移影响最大,交互效应对就业重心影响最大。     

贸易技术含量、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中国就业结构

本文首先对贸易技术含量如何通过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模型分析,然后基于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并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商品贸易技术含量升级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技术含量升级和进口技术含量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优化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进口技术含量和外商直接投资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出口技术含量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效应,但是贸易技术含量升级对就业技能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本文为理解中国制造业就业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影响我国制造业区域间转移的关键因子分析

影响产业区域间转移的因素有很多,本文通过SPSS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来研究影响我国省际间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通过分析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产业省际间转移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就业人员数和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劳动力状况也可以初步解释我国制造业在省际区域之间转移为什么存在粘性。     

日本工业化后期的制造业结构调整

制造业是日本的支柱产业,不仅支撑着日本的就业,而且是日本GDP增长的主要支撑力。本文主要选取日本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相关数据,来重点论述日本工业化后期的制造业结构调整状况。     

城市制造业升级如何影响流动劳动力的住房租购选择？

制造业升级对流动劳动力就业和家庭消费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文章基于2013—2014年、2016—2017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制造业升级对流动劳动力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制造业升级降低了流动劳动力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概率，使得流动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当地租赁住房；以试点城市制造业产业政策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发现该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制造业升级使得低学历、常规性工作、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就业的流动劳动力更倾向于在流入地租赁住房。（3）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证实，制造业升级可以通过降低流动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提高城市住房价格涨幅使流动劳动力更倾向于在流入地租赁住房。文章建议地方政府应重视制造业升级对流动劳动力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在持续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同时满足流动劳动力的差异化住房需求。     

美国制造业的“假衰落”和“真困境”

近20年来,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变化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衰落”,美国政客对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关注更是掩盖了制造业结构性变化的事实:通过聚焦高端制造业,各行业不同程度的集散改变,创造新型就业岗位等方式维持了核心竞争力。美国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也带来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未预期、非合意的结果,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真困境”:“美国创造”和“美国制造”间的“死亡谷”难跨越;发展高端制造业以维持技术优势竞争力与就业短期目标冲突难平衡;“要弹性”还是“求效率”难兼容;“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利益分化难兼顾。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吗? ——基于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匹配后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对国内就业、 投资和产出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国内制造业企业快速OFDI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对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市场寻求型企业OFDI有利于增加国内就业和产出,但同时挤出了国内投资;生产资源寻求型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OFDI带来了国内"产业空心化";战略资源寻求型企业OFDI对国内就业具有替代作用,短期不利于国内投资和产出,长期促进国内投资和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