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居环境三元理论的乡村景观 游憩价值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乡村景观的游憩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乡村游憩产生的动机和特征入手，寻找乡村人居环境“背景元”“活动元”“建设元”有机联系、三元互动的关系，分析由背景元主导的乡村游憩资源的构成要素及功能特征。以优美性、乡土性、宜游性为价值标准，建立乡村景观游憩价值评价的指标体系，提出乡村景观游憩价值的核心，坚持和传承乡村人居环境背景的整体保护、乡村人居活动的活化、乡村人居建设因地制宜的传统，保护乡村人居环境的自然度、丰富度、和谐度；突出乡村文化的地域性、原真性、传承性；优化乡村建设的清洁度、舒适度和可达度。从而以游憩价值的发掘和利用为契机、实现乡村景观价值的保护、彰显和提升，以游憩为推动力，促进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提质。     

文化生态保护视角下粤东西北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思路探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指明方向。新时代新征程，广东“十四五”规划提出“高质量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推进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立足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实际，笔者认为，面对新目标新任务，广东全面振兴的重点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关键是粤东西北地区乡村振兴，粤东西北地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围绕文化生态保护抓好“路顺、聚人、兴业、铸魂”文章，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路径，探索创新实践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回眸民国时期三大乡村建设模式

民国时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诞生过一批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活动家。其中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家有三位，即主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在河北省定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约10年，创造了“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的晏阳初；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省邹平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约7年，创造了“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的梁漱溟；主持四川省江巴壁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市北碚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约20年。创造了“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的卢作孚。三位先生有关乡村建设的主张和实践各具特色，对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本化：认知、模式与推进

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转化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的题中应有之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旨在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进而因地制宜壮大“美丽经济”。为此，逻辑起点始于准确界定“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本化”的科学内涵，阐明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本化提出的依据及其基本要素，以把握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本化的基本特征；关键环节则是理性剖析“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本化”的模式选择，厘清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本化的影响因素及其运行机理，以归纳总结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本化的典型模式及其特点；有效举措在于贯彻落实“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本化”的推进机制，互通互融顶层设计引导机制、乡村主体培育机制、激发社会资本活力的市场机制、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参与机制等。     

“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以浙江省义乌市H村为例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走乡村内生式发展道路，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探索中国式乡村振兴之路的重要内容，也是发挥“新乡贤”力量的应有之义。以浙江省义乌市H村为例，探究“新乡贤”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乡贤”在“内生动力支持”下，通过“公共身份嵌入”推进乡村“规则制度营建”，发挥其在自组织实践中的“能人”作用，从而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具体而言，“新乡贤”能够以“公共身份”引领、突出能力与资源投入表率实现内外部资源动员；能够以正式制度设计与非正式制度合理应用促进社会参与；能够以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与公共事业发展增强村民本土认同。“新乡贤”群体在乡村内生式发展实践中具有巨大的活力与潜力，既助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又不使乡村失去“底色”，这一现象值得更多关注与讨论。     

新时代乡村绿化美化的美学途径与 科学导则

：城市化对中国乡村建设的审美标准和发展模式影响 深远，新时代背景下必须对乡村绿化美化进行科学、正确的 引导。立足新时代背景分析乡村绿化美化的战略意义和理论逻 辑，结合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其靶向在“乡村”、基础是“绿 化”、重点是“美化”、要点是“产业”。基于传统人居美学 思想，对乡村三大功能区的各组成元素开展绿化美化建设，保 护乡村整体景观风貌的原真性、增加生态保育区生态绿量、提 升居住生活区景观品质、拓展经济发展区绿色产业。科学推进 乡村绿化美化发展，需要组建专业团队，建立科学理论；鼓励 学科交叉，探索科学方法；加强顶层设计，推进科学规划；强 化技术支撑，把握科学途径；推进试点工作，提炼科学范例。     

深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简介

深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隶属深圳市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办公室，为正处级事业单位，员工人数１８００人，其中事业编制３９１人，工程技术人员 １０９人，高级职称１１人，中级职称５０人，初级职称４８人。机关内设办公室、政工科、环卫管理科、技术设备科、综合管理科。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市余泥渣土排放管理办公室、市卫生处理厂为事业单位，日新清洁服务公司、志诚环境服务公司、环卫工具厂、环卫化工厂为处属企业。主要职责和任务；负责全市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协助有关部门制定法规；对市区垃圾进行…     

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乡村振兴内涵 解读、实现机制和实施路径研究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以乡村 振兴战略目标为导向，首先对绿色发展理念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的内涵与实现机制进行分析总结，进一步明确了绿色发展是新 时代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发展目标、核心内容和特色所在。 在此基础上，从乡村振兴二十字总要求出发，结合研究团队所 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黄山店村示范点建成案例，系统 阐述了以支撑“产业兴旺”、实现“生态宜居”、促进“乡风 文明”、推动“治理有效”、助力“生活富裕”的绿色发展理 念为引领的乡村振兴实施路径。     

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

数字技术赋能已然成为推进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使得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人治”到“数治”的理念转变、全过程链式智慧监管以及数据集成下的精细化管理的革命性变革。由此，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数字空间下的乡村环境治理主体互动时空的突破、科学决策下的乡村环境治理效能的提升以及权责对等下的乡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构成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运作机理。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中的数字陷阱、数字依赖等问题，要求政府需与时俱进地优化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治理路径，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深度融合以及推进乡村环境治理现代化。     

关于乡村煤矿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的落实,我市乡村煤矿迅猛发展。目前,全市已有乡村煤矿230多座,年产量高达1400万吨,为兴朔富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有优惠政策和对乡村煤矿放权松绑的潜力已基本挖尽,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乡村煤矿产权模糊的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如只管投     

以种植为契机的乡村社区营造——以顺德 霞石村社区实践为例

城镇化过程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乡村的景观产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种植业的衰退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随着社区营造的发展，乡村景观营造的方式也开始有所改变。除了对于环境本身进行干预，反思与重建乡村景观生产方式可能更有助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高城镇化的广东顺德地区，反映了我国乡村城镇化过程中面对的一些社区困境。通过对顺德霞石村2018—2019年间的社区营造活动的实践性研究，发现“种植”对于当下乡村社区营造具有积极作用。结合霞石社区花园及自主花园营造2个项目的活动组织过程及意见反馈，以种植为契机的社区营造需要结合不同参与者特点建立多层次的种植目标，共同挖掘“种植”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价值意义；以种植活动对于乡村社区的资源分享，促进社区居民的协作；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社区不同群体对于种植需求的“表达”以及种植经验的“交流分享”。而在霞石村的实践中，风景园林专业人员亦需要不断调整介入社区的方法。在辅助设计环境的同时，风景园林专业的介入更需要结合文化景观、环境教育、可持续理念重构“种植”的现代价值，赋能社区居民，推进乡村景观及社区的可持续营建。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视角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以天津市蓟州区段截庄为例

文章结合“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规划，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用地保障，以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研究以天津市段截庄村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根据所在村庄的影像数据、规划数据和自主调查等相关数据，对不同的空间要素按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种类型进行空间要素功能的识别与分类；然后，基于段截庄乡村空间载体的识别，建立以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要素为对象的“空间适应性”评价体系；最后从“三生”协调融合的创新角度，提出村庄空间布局优化建议：北部区域，以生态空间为绝对主导；中部区域则以生活空间为主，生态空间为辅进行优化建设；南部区域以生产空间为主，生活空间为辅，并最终总结出其对乡村振兴的启发与思考。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逻辑与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唯物主义敞显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与进路，即：乡村振兴彰显了整体与部分的统一，要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描绘其整体性；乡村振兴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中诠释其融合性；乡村振兴体现了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要在客观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中刻画其人民性；乡村振兴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要在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中凸显其持续性。     

中国乡村贫困多尺度研究理论框架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文章针对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体系、影响因素及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从县域—村域—农户三个尺度进行分析，旨在为“后脱贫时代”乡村贫困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贫困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维性与多尺度性，可以从外部扰动、内部结构、构成维度、层级尺度与贫困主体等方面作进一步阐述。(2)测度体系作为乡村贫困研究的工具与基础，可分为尺度确定与测度流程两个部分，在具体实例研究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空间尺度进行多种类型数据与方法融合的组合式研究。(3)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各因素的作用机制与表现形式随空间尺度与贫困主体发生转变，可以通过地理资本与生计资本两个方面反映各因素对县域、村域、农户的作用大小、方向与程度。(4)在分析乡村贫困的概念内涵、测度体系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多尺度乡村贫困视角探讨脱贫地区乡村振兴路径，具体包括重视乡村发展，加大乡村振兴的推动力；立足村域特色，挖掘乡村振兴的内生力；保障个体发展，激发乡村振兴的源动力。     

上海启动“升学制度”改革

本刊讯一系列“升学制度”改革将在上海启动。上海高校招生,逐步实行高校自主、“多元”录取的制度;高中阶段的招生,实行招生考试毕业考试和综合素质评定相结合的录取制度。以追求高分数为终极目标的旧升学体制,是学生产生“重负”的主要根源之一。为了堵住“重负”源,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对今后的“升学制度改革”作出部署。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实行“综合评价、多元选择、自主招生”的选拔模式,高职、高专和民办高校可以试行合格高中毕业生申请注册入学制度,继续扩大“春季招生”、“专升本”、“插班生”等招生考试改革试点。为了缓解初中毕…     

关于金融支持“土特产”产业集群发展的探索与思考

中国乡村特色产业“茁壮成长”，“土特产”产业集群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从福建省、山东省、湖北省、云南省等典型地区的调研中发现，“土特产”产业集群发展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使相关主体对金融的需求也随之变化。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拓展服务模式、提升金融科技赋能水平等方式大力支持“土特产”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为此，建议立足区域特点，完善产业集群工作机制；聚焦行业特色，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精准创新；突出产业特性，从全产业链的视角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全面提升服务乡村振兴金融质效。     

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机理——以关中地区为例

选择陕西省关中地区的袁家村、上王村与茯茶小镇作为实证研究区域，基于旅游发展、乡村重构和乡村振兴3个潜变量，构建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结构关系模型。通过问卷收集数据，运用SPSS、Amos软件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旅游发展对乡村重构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0.868），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有直接的正向影响（0.049），但其影响非常微弱，最主要的影响来自间接效应（0.748）。(2)旅游发展的二维影响中，旅游发展对乡村重构的影响以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为主，以空间重构为辅，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为主，以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为辅。(3)乡村重构对乡村振兴产生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最主要的直接因素，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4)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作用机理符合DPSIR模型，通过乡村重构直接驱动和旅游发展间接驱动的“双轮驱动”，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组织”及正确的政府规划决策和宏观调控下的利益相关者协作的“他组织”的共同作用，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旅游地沿着正确轨道全面重构和深度...     

“民宿+”模式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研究——以北京门头沟区百花山社民宿为例

民宿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乡村新兴产业业态，在乡 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下，民宿需要进一步增强对周边乡村区域 的辐射带动和协同发展能力。立足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和民 宿产业发展趋势，提出民宿与乡村经济、社会、环境、文化 系统有机融合的“民宿+”发展模式及发展路径。最后结合百 花山社民宿案例，提出如何立足乡村实际，以“民宿+”推动 乡村的全面振兴的具体方式。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格局变化及响应指数的影响机制

基于PSR模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体系，采用指标聚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10—2018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其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压力指数下降速度最慢，响应指数下降速度最快，2014—2018年下降幅度大于2010—2014年；(2)脆弱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洞庭湖流域，脆弱性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围，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自然因素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环境以及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应根据脆弱性根源的差异，科学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善脆弱性响应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