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农村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我国农村教育总体成就显著,但仍存在农村教育相对滞后,政府教育投入不平衡,农村教育针对性不强,以及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存在弊端的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已刻不容缓,必须普及义务教育以夯实农村教育基础,发展农业教育为农民生存发展创造条件,推广农民教育以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从三个层次上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     

村民参与森林资源管理研究

森林资源的有效管理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宝库至关重要。资源的有效管理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森林资源相对丰富却地处偏远山区的社区村民的参与。但目前社区在资源管理中的参与层次和程度仍然很低,需要政府激励社区主动参与,搭建交流平台,建立对话机制,建立森林资源管理中的社区参与机制。     

从“需要层次理论”看朱生豪莎剧翻译动因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安全、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朱生豪翻译莎剧动力在于其在各个层次上的需要的交替作用,并最终表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朱氏的翻译莎剧过程也就是他成为自我实现的人的过程。     

对发展农村保险机构的探讨

农村的发展需要保险事业,农村保险的发展要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一、大力宣传普及保险知识,增强农民保险意识 建立和发展农村保险机构要切合农村实际,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华县设立国有商业保险公司2家,从业人员60多人,截至今年4月底,各项保费收入仅1186万元.因而需要设立多种所有制成份的农村保险机构,充分引进保险市场竞争机制,以满足农村急需的保险事业,促进农民增收工作.     

浅议培育新型农民

农民是新农村的建设者,新农村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现代新型农民;农村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是农民,没有新型农民,就不可能建设新农村;没有农民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村现代化。全面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养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如何样培育新型农民呢?一、转变思想观念是前提1.夯实物质基础,培养发展观念。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一个人的生活需求首要目的就是解决生理需要,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需求,才会把生活追求放到更高层次的安全需要、感情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上。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农民的全面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2.促进城乡交流,传递开放观念。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在城乡交流过程中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学到了新的知识技能,自身素质得到迅速提高。要利用他们在外见多识广的优势,向家乡传递致富经验,提供经济技术信息,为本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促进农村生产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促进农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朝着现代文明转变,使农民整体素质不断提高。3.营造良好氛围,激发创业观念。要重点培养农民驾驭市场的能力,不断增强市场意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主动学习农...     

由政府主导到市场自组织——由中国农业劳动组织的变迁过程看其发展方向

根据政府和市场在其中地位及作用的不同,可将1949年后中国农业劳动组织的变迁过程分为政府引导、市场需要;政府主导、政治需要;市场主导、政府需要和市场主导、政府协调四个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政府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让市场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自我组织农业劳动.     

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现实选择及其发展方向

从动力源视角和目标导向视角构建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基于此视角将农村社区建设划分为外生型城市化、外生型现代化、内生型城市化和内生型现代化四种模式。结合当前语境对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做现实选择,探讨农村社会制度、政府管理、农村发展状况、农民意愿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并从农村制度、政府管理、农民地位三个层次预测未来发展方向,以期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视角的农民群体分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推动农民群体分化,农民群体分化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农民群体分化、加快农民职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需要以城乡统筹方式分担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本。农民群体分化成本由政府、企业、农民、城镇居民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和组织共同分担或支持,才能真正体现城镇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民群体分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繁荣。     

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发挥政府和农民的积极作用。政府的作为应该是在农村公共领域,运用资金投入和政策法规支持农业建设现代物质装备、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产业体系、现代经营形式、现代发展理念和培养新型农民等等。政府要有相应的政策法规维护生产性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权益,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农民公共参与权的理论探索与路径选择

农民公共参与权,是指农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各种公共事务,对各种决策进行利益表达和施加影响的行为和过程。农民公共参与权的价值与功能在于能够弥补现有政治参与制度的不足,促进政府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实现与保障农民的公共参与权,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放宽农民结社的空间,促动农民依法成立农会;保障农民知情权,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引入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     

农户主体行为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保护农民土地权益需要农民内力和社会外力的共同作用才能有效实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地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目前我国农民自我保护意识普遍较弱,对其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因此政府有必要从教育、法律、组织、制度等层面引导农民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浅析提高农民素质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及途径

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而我国现阶段农民整体素质的相对低下，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培养和提高农民素质，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分析、探索提高农民素质的途径，具有现实意义。     

浅谈欠发达地区农民权益受损的原因

欠发达地区农民权益受损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政府有较强的“人治”偏好 ,二是政府权力缺乏约束 ,三是少数县、乡政府施政偏离了政府责任。     

农民土地权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农民权益实现的根本在于农民的土地权利。保障农民权益的实现首先要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由农民自主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代理农民掌握土地所有权。在土地所有权归属尚难确定条件下，切实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侵犯。在征地时，只有在“公共利益需要”时政府才是征地主体，非公共利益需要征地，政府不能直接插手，只起管理监督作用。征地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要充分考虑到级差地租Ⅱ，借鉴国外经验。     

稳步推进河南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思考

以农民组织化来促进农业的发展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优惠的政策作为外部支撑,更需要自身的改革创新。河南省农村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农民合作组织不能搞"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必须坚持多样化发展的方针。政府应创新工作机制和人才选拔机制,搭建农民合作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促使农民合作组织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真正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     

弱势农民自杀现象成因分析与预防对策

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自杀现象进行了概述,并以实案现象为出发点,主要从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造就了更多的相对贫困群体、农民基本权利诉求无法得到救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针对以上原因提出了预防农民自杀的多中心干预机制的设想,让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个人都参与到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活动之中去。     

借鉴国际经验 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随着农村改革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需要立足于本国现实,借鉴国际经验,不断完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法律环境,并以此规范政府行为,才能促进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及就业的关联机制?——天津近郊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与启示

天津近郊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则通过对土地的整合及重新规划,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水平提升,也加快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就业转型的需要,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和农民的就业转型。     

试论粮食安全范畴内的几个经济关系

粮食安全范畴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要求妥善处理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粮食安全与粮食产业化经营、粮食安全与粮食安全成本的合理配置、粮食安全与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关系。妥善处理好这些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要相对合理地调节政府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粮食产区与销区、粮食进出口以及由此而直接、间接涉及到的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财政经济利益关系。     

双溪模式:农民需要与改革措施——重庆江北区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影响调查

针对“双溪模式”的推广问题,对重庆市江北区双溪村周边13个村的调查表明,农民在生产性贷款、长期有保障的土地流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降低教育成本等方面的需要十分迫切。尽管双溪模式中农民转市民和集中居住等政策得到周边农民普遍认可,但政府直接介入农村生产要素流动和经营过多,变革体制机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力度不够,提高了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降低了农民变革自身生产生活模式的主动性,在改革试验推进中必须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