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比较研究

大概十世纪前后，西欧各地工商业城市陆续兴起，随之市民阶级也逐步形成。“十一世纪公认为是西欧经济发展迅速时代，这一发展下迄十三世纪，故这300年间是城市大发达的时期。”①同时，城市的各项的制度也基本勾勒出了它的雏形，为日后西欧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乃至资本主义的诞生，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其中市民阶级起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中国宋代也正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并且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再度发展繁荣的朝代。然而，将宋代城镇工商阶层与西欧市民阶级及其各相关方面作一详细比较，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巨大差异。这差…     

试论近代市民社会产生的模式——兼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雏形的生成特点

市民社会的产生,并非固定不变的单一模式,在不同的国度,往往呈现出某些相异的特点。中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近代的西欧迥然不同,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不可能孕育和萌生出市民社会。实际上,清末之际国家与社会曾一度建立了较好的新型互动关系。被视为阻遏中国市民社会产生最大障碍的封建专制政府,在清末“新政”期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改革,在客观上对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初始萌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城市化过程中的准市民

现代城市是以非农业人口为居民主体,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的地域综合体,是一定地域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的这一本质特征,揭示了人口构成对城市的决定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市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这就是来自农村的新市民或曰与市民共存的“城市农民”。无论是新市民还是“城市农民”,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蜕变,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还只能是“准市民”。城市化的加快发展,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准市民”这一特殊群体队伍的迅速壮大。我们在此把城市中这部分特殊群体称为“准市民”,丝毫不含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并不认为他们是“二等市民”,而只是指他们在总体上与市民的差距,特别是综合素质还没有完全达到市民的应有程度。 准市民素质及其对城市运行秩序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准市民,既包括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有城镇户籍的人口,也     

市民社会及其话语的构建

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系统已开始逐步与行政系统分离,市民社会雏形依稀可见.但在那些行政权力尚未完全淡出的社会文化领域,如今又不得不从属于另一种更有威力的商业霸权.这意味着,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仅面临着与行政系统的分化,还存在着与经济系统分离的问题.只有具备了独立意义和自治逻辑的社会文化系统,才能提供一个足以与权力与金钱相制衡的市民社会.而“公共领域”的存在,乃是市民社会重建的中心一环.     

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及其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围绕着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市民社会、如何界定市民社会的内涵、和市民社会的价值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以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发展时期的经济态势相吻合为历史背景的。本文以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为基础,分析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以期找到一条有利于中国法治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瓦尔拉斯和新霍布斯主义生产过程模型比较——萨缪尔·鲍尔斯经济理论观点评介

鲍尔斯在对马克思、瓦尔拉斯和新霍布斯主义模型进行比较时,正确地提出了瓦尔拉斯模型没有生产过程的结论,但认为新霍布斯主义模型是一种生产过程分析的观点却是不合适的。鲍尔斯把资本主义企业看作是“小命令经济”,这种比喻似乎也表明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计划性和整个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但这和西方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说的“命令经济”也有本质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歧视是有社会性的,而不是技术的、自然的或个人偏好的性质。关于技术选择、非自愿失业等问题,鲍尔斯的分析不同于马克思的分析,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民法的基础和理念探析

民法产生于市民社会，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并以商品经济为经济条件。在市民社会中，所有人身份平等而且自主，中国历史上国家权力庞大，市民社会一直不发达，这是民法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法是私法的全部，公私法划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法所特有的私法传统与理念。市民社会的平等和自主决定了民法最基本的理念和最重要的传统就是私法自治。     

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

近代“宁波帮”是活跃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一支极为重要和影响力的商帮势力集团,曾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宁波帮”的经济实力、影响以及许多工商界闻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是十分可喜的。然而挂万漏一,在近代“宁波帮”的研究中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缺陷:就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大背景之中,在一些传统的封建商帮(如徽商、晋商、淮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堤下日趋凋零的同时,近代“宁波帮”却能走出传统窠臼获得发展和兴旺。这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还是蕴含着社会文化成长的真正底蕴?无庸置疑,近代“宁波帮”的崛起是     

近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考察——以近代苏北盐垦公司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开始传入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之下,中国开始了缓慢的近代化进程.在近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农业领域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新式富农经济、农业垦殖公司等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模式.苏北盐垦公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和影响,一些学者将其排除在农业资本主义之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近代苏北盐垦公司本质上仍属于资本主义农业,其兴衰历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近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     

工业经济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对工业经济进行宏观调节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法国等国家对工业经济所进行的指导性计划调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宏观调节的较为高级的形式。美国以垄断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也为计划调节准备了日趋成熟的条件，但由于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和计划调节实验中的政策失误以及垄断资本的强大利益集团的抵制，计划调节并没有在美国扎下根。美国政府主要采取财政，信贷杠杆的形式对工业经济进行宏观调节，从而形成了美国宏观调节，有别于日本与西欧一些国家的五大特征。     

深圳市民周末休闲活动的空间结构

休闲是现代城市生活中与工作相提并论的一种生活方式。休闲活动在受到城市经济,社会因素影响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形态。本文以深圳市民活动日志调查为基础,应用时间地理学方法,旨在寻找深圳市民周末休闲活动的空间特征以及居民休闲行为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征。本文提出了深圳市民周末休闲活动的四圈层二集中带的空间结构模式,同时分析在居民个人属性与休闲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     

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活动述评

清朝中央政府传统的部院结构在1900年以后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直接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变化之一,是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改组为农工商部。商部及农工商部的先后出现,虽然与清政府粉饰维新门面的所谓“变法新政”和“预备立宪”有关,但是它们所实行的政策是符合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的,它们所采取的措施对当时“振兴实业”起过积极的作用。后来,清政府的国策又发生倒退,从向资本家阶级让步,鼓励商办企业,转为以邮传部为中心实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侵犯资本家阶级的权益,清朝统治集团与全国人民的矛盾更加激化了,革命形势也渐趋成熟。 一 商部的设立及其机构 早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就说过:“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氵睿)饷源莫如振商务”,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国家机器如何为发展工商业服务的问题。梁启超说他“不识国民     

鸦片战争与近代民族觉醒

(一)近代民族觉醒问题,最早出现于西欧和北美地区。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和各国的民族运动,同时也是各国民族觉醒的过程。从中世纪到近代,上述地区近代民族的运动与觉醒,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特征。它既有反封建的一面,又有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一面。     

“一国两制”与我国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是我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它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已为人们所公认。而且,它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将产生的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正日益显示出来。而对后者,我们目前的探讨还不多且不够深入。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把它作为“香港学”的一个研究课题奉献给关心这些问题的同志。一、“一国两制”有利于我们发愤图强,在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十年来,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彼消此长,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出现了相持的局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看是腐朽的,但目前尚在发展,并没有进到消亡的阶段;而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看是优越的,但目前还不成熟,尚未发展到足以超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水平。“一国两制”的提     

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上的市民自利意识反思

当前我国政府尚未将住房保障清晰纳入公共财政体系,外来农民工始终被排斥在城市公共资源共享范围之外,很大的阻力源于市民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心理层面上的自利意识,它不仅给农民工心理造成"相对剥夺感",导致社会动荡,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造成农民工城市族群再生的异质共存,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文章认为,有必要通过提高公共权力机构利益协调能力,强化市民社会责任意识,以及建立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形式等途径,引导市民从心理上认同,并在理性上自觉支持农民工城市住房权的实现,以此缓解农民工沦为底层人群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张力。     

市民社会的理念——再论王绍光的“人民社会”构想

黑格尔—马克思理论传统中的市民社会概念,未能揭示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回到近代英美传统中广义的市民社会概念,于今日中国更有意义。广义的市民社会概念指向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秩序,它与商业社会相适应,以现代市民为主体,以法治为本质,包含了一系列抽象规则,并要求相应的市民风尚与礼貌。王绍光提出的"人民社会"构想,不符合商业社会的时代精神,指向的是一种集体本位、漠视个体权利与自由的支配体系。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是以宽容、文明、和平、诚信、自由为特征的市民社会,而非基于阶级区分构建起来的排斥公民自由、徒具人民之名而无其实的"人民社会"。     

评《马克思市民经济思想初探》

<正> 读了沈越同志的《马克思市民经济思想初探》一文(载《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觉得所论诸点均难以成立,特为文评论如后。一、关于Bürger的含义及翻译沈文说,长期以来,市民经济思想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恩著作中译本中Bürger一词被误译了。在他看来,马恩著作德文原著中的Bourgeois和Bürger是两类术语,其词源和词义完全不同:Bourgeois以及由这个词根演变而来的所有词汇都指“资产者”,而Bürger以及由此而演变的所有词汇则指“市民”;但是,在马恩著作的中译本中Bourgeois被正确地译为“资产者”;而对Bürger,有时正确地译为“市民”,但又常常错译为“资产者”。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德语Bourgeois     

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环节

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既是城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巩固和拓展城镇化建设成果的根本保证。市民素质提高了,可以与城市发展同心、同向、同力,促进城市发展上水平、出品位、生财富,提高城市的美誉度;反之,如果市民素质不高,城镇应有的功能也难以发挥出来。因此,河北省应下大力像推动“三年大变样”硬件建设一样,高度重视提高市民文明素质的工作。     

资本主义生产、资本、分配社会化发展轨迹初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在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两者不断发展并相互促进之中。针对这两个“社会化”发展的轨迹作一个轮廓性描述。随着两个“社会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酝酿着的、为资本主义后的社会形态所准备的物质存在条件何时脱胎而出,至于采取何种形式脱胎而出,还需假以时日。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长期共存,资本主义两个“社会化”的发展值得研究和借鉴。     

论农民工进城对市民就业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呈多重分割局面。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性两种就业关系。农民工对在城市一类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市民没有直接影响,但存在间接影响;对在二类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市民产生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总体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农民工会对城市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和就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