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创党、大革命和"一二·九"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后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个人背景和心路历程.家庭、学校和童年经历是影响读书人趋向激进的重要因素,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暴力流血事件则是激发知识分子投身运动的催化剂.除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还具有四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而在各种主义与政党争夺青年的竞争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出,乃是其独特的信仰力和组织力,让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值得献身的信仰和团契生活的"家".不过,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要求具有无政府主义散漫倾向的文人改造为服从严密纪律的组织人,这又与其原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产生了内在的冲突.     

革命后的第二天——中国“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1912～1927)

在现代政治之中,究竟谁能代表公意?是议会民主制之下通过投票选出的代议士,还是行政威权之下代表民族整体意志的主权者,还是在民粹革命之中通过直接民主,由人民直接在场,呈现公意?在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之中,这是英美、德国和苏俄三种不同道路的区别。而在1912年～1927年短短的15年间,民国的政治便浓缩走过了从英美的议会民主制到德国式的行政威权制再到仿效苏俄的党国体制道路。其间制度转换之快、动荡之激烈,世所罕见。而制度表层的剧烈变革的背后,正是公意的实现与代表性危机所致。     

春节中的“我们”

在一个物质匮乏、需要样样自己动手的年代,反而有一种亲近感。这不是简单的包饺子、裹春卷,而是家庭的年度庆典。在热闹的过年之中,你被确认为家庭的一份子,你是"我们"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今天的孩子还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期盼吗?大年初一清晨,京沪高速上,已是车流滚滚,上海到无锡的两小时车程,竟然开了三小时。这情形我们早已熟悉,与"五一"、"十一"长假无异。曾几何时,全国人民将春节习惯性地视为"春假",它的全称叫做"春节长     

中国改革需要基层设计

上层建筑的改革需要社会基础,需要有相应的基层设计来配合。如果说,顶层设计的核心是民主和法治的话,那么,同样需要相应的、配套的基层设计。     

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各位来宾、同学们,大家今天来到北航高研院参加我主持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学术研讨会,对于你们的到来,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欢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历史这么悠久,在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中,其处在的地位与主体性,可以说百年来从未像现在这么强烈地凸显出来,在此我不禁要问,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深处,我们的心灵,是否准备好了,是否负有担当的勇气?我觉得未必,但是,我们的渴望还是有的.各位贤达在北京寒冷且微有暖意的雪中,来到北航高研院,聚此一堂,探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种责任感,令我感佩,在此我也衷心表达我的敬意.     

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考察

自由与公道如何融合一体,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构成了巨大挑战。中国自由主义者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却无力在学理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更无法在实践层面落实自己的设想。“自由与公道”至今仍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现代性命题。     

诗意与俗世

1993年中国诗坛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顾城之死。每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都感到分外的震惊．谁都难以将一个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的童话诗人与一个残忍地用利斧劈死爱妻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不幸就是如此，令人们困惑不已。     

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近十年中国的历史主义思潮

近十年的中国思想界,在各种各样的“中国价值”、“中国模式”、“中国主体性”的叙事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这就是对抗普遍理性的历史主义。中国的历史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的反西方主义思潮发展而来,在21世纪初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挑战价值性的普世文明,相信历史只是以个性的方式存在,国家乃是个性化的集中体现。它试图发现中国特殊的民族本真性,以对抗西方的文明一元论,然而,历史主义对中国的整体化诠释是暧昧的,在抛弃西方文明中启蒙价值的同时,却吸纳了其可怕的国家主义,最终其所追求的另类现代性,只是一种去价值和去伦理的国家富强和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而已。     

五四运动：世界主义的幻灭

90年前的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它的性质和动机，却不仅仅是限于爱国运动。为此，可以先听听当事人是如何说的：     

市民社会及其话语的构建

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系统已开始逐步与行政系统分离,市民社会雏形依稀可见.但在那些行政权力尚未完全淡出的社会文化领域,如今又不得不从属于另一种更有威力的商业霸权.这意味着,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仅面临着与行政系统的分化,还存在着与经济系统分离的问题.只有具备了独立意义和自治逻辑的社会文化系统,才能提供一个足以与权力与金钱相制衡的市民社会.而“公共领域”的存在,乃是市民社会重建的中心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