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宁边境地区地下钱庄情况调查

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是地下经济的一种表现形态。根据地区的不同,地下钱庄从事的非法业务有很多。从东宁边境地区地下钱庄经营方式看多以炒汇的形式存在（也称为民间外汇市场）。民间外汇市场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利用或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破坏国家外汇管理秩序、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严重干扰正常的金融市场的秩序,也为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应当严厉打击。 东宁地区民间外汇市场总体情况 东宁民间贸易外汇市场是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东宁边境口岸的设立,     

金融支持云南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金融支持云南试验区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试验区对内对外金融服务稳步推进、金融合作发展实现新突破等。同时也存在着金融服务能力与试验区建设规模和功能不匹配、试验区内金融机构还不能根据园区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企业跨境产业链发展要求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试验区金融组织体系发展滞后和金融优惠政策不到位以及"地下钱庄""地摊银行"问题突出等问题。为此,依照"产业引导、基金化运作"模式,完善试验区金融组织体系,积极争取投融资优惠政策,增强金融机构服务能力,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要求,同时治理"地下钱庄"和"地摊银行",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从而推动试验区健康发展。     

试探改进对台小额贸易中的资金清算模式

对台小额贸易是福建省独有的贸易模式,带有鲜明的民间贸易和边境贸易特点。其在资金清算方面的特定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致使海峡两岸资金无法正常流动,银行结算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物流与资金流相脱离,有效管理的难度加大,不利于对台小额贸易的良性发展。为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特殊政策来改进对台小额贸易中的资金清算模式,包括以"试验区"的形式推行特殊政策,部分解决清算问题;推广银行结算,将民间贸易结算纳入银行体系,实现有效监管;拓宽新台币兑换渠道,提高新台币在对台小额贸易结算中的作用。     

地下钱庄洗钱分析及防范建议

本文从一名银行反洗钱从业人员的角度分析了地下钱庄的操作手法、交易特征及所利用的银行结算工具,提出了防范地下钱庄洗钱的建议。     

中韩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中韩建交已经已有20年,中国加入WTO已经11年,期间中韩两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中韩贸易投资飞速发展,在金融合作领域取得了许多成果,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本文总结了中韩金融合作取得的成果,说明了现状和问题,并相应提出了深化合作的措施和展望.     

黑色金融扰乱经济

地下钱庄的猖撅活动对国家的经济、金融乃至社会稳定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专家人为，认识地下钱庄的危害性要从广阔的视野和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冲击主权货币地位。由于地下钱庄解决了外币计价结算后的货币转换问题，从而弱化了境内禁止外币计价结算的管理效力，影响了人民币主权货币的地位。     

黑色金融扰乱经济

地下钱庄的猖撅活动对国家的经济、金融乃至社会稳定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专家人为，认识地下钱庄的危害性要从广阔的视野和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冲击主权货币地位。由于地下钱庄解决了外币计价结算后的货币转换问题，从而弱化了境内禁止外币计价结算的管理效力，影响了人民币主权货币的地位。     

应将边贸结算纳入银行结算体系—对中缅边贸结算现状的思考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边境一线有边民跨境而居，连民互市和小额贸易自古以来了在于边境地区。近年来，为了鼓励边境地区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扶持、鼓励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中缅边境贸易的发展。与中缅边境贸易迅猛发展的情况相反，中缅边贸结算却长期在较低的层次上运作，到目前为止基本未纳入银行结算体系。为此，笔近期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对中缅边境贸易及结算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分析的结果表明，将中缅边贸结算纳入银行结算体系已是刻不容缓。本拟就中缅边贸结算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做一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如何规范边贸结算的对策性建议。     

民间金融在我国发展的教训和前景

在我国民间金融存在了四千多年.从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商时期到唐朝,民间货币信贷逐渐昌盛,春秋时候的实物信贷到唐宋的纸币交易再到明清的钱庄票号兴盛,商业往来自然产生了民间信贷;而真正的国家金融是在1935年前后开始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金融的国营化,但当时还存在一定量的民间金融,就是钱庄、票号和当铺等机构.上世纪50年代,类似当铺、银行、钱庄这样的民间金融机构被国家的储蓄所代替,并全部被100%国营化.     

当前中俄边境地区银行合作的问题与建议

中俄两国的边境贸易自八十年代开始，经历了由起步、繁荣到低谷的过程后，近年来，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重又走上快速发展之路。到2003年底，我国对俄边境贸易总额达213095万美元。而两国银行在边境贸易结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两国边贸企业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提供了资金支持，还将相当部分的边贸现钞结算纳入了银行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