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再检验——基于东、中、西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问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长期内东、中部地区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短期内政府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出单向因果关系;对西部地区而言,政府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长期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是短期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且经济增长对政府科技投入也无显著的影响.     

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收集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8~2011年面板数据,使用新近的基于误差修正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协整关系,同时对两者之间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而且从长期来看,存在着电力消费→GDP单向的因果关系;从短期来看,存在着GDP→电力消费单向的因果关系。本文还将中国分成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地带,验证不同区域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着电力消费→GDP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从短期来看,只有西部地区存在着GDP→电力消费单向的因果关系。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长期依赖及短期拉动性分析

在分析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文章分别从长期与短期两个方面,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结果表明,在长期内,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依赖性;在短期内,东、中、西三大区域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均未呈现出短期的单向拉动效应.而对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影响方面,却只有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存在着短期的拉动效应.     

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协整分析

在试图通过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这种以更加有效的方式综合数据信息的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这种长期关系是通过动态OLS方法来估计的。对于西部来说,实证结果清晰地支持了在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控制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而且结论还意味着从金融发展到经济增长的单一方向因果关系。     

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和耦合协调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1999-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协整方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对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及耦合协调态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无论是东部、中部和西部,高等教育投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经济增长只在东部是高等教育投入的主要原因;在长期内,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总体上都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只是这种因果关系在东部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在中、西部地区体现得相对较弱。在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方面,从总体上看,都从1999年左右的中度失调状态逐步过渡到勉强协调的状态,各区域之间又存在差距。因此,要提高高等教育财政经费支出比例,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支出水平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建立高等教育经费使用监督机制,开拓多元化高等教育融资渠道,促进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异质面板协整检验和面板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中国30个省市区1986—2006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结论表明：（1）从长期来看，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存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中部和东北地区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2）从短期来看，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存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中部地区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东北地区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该结论为制定合理的能源消费长期战略与短期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地区专业化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和全国经济增长,因此,长期以来,学者们就在探索如何测量和提高地区专业化水平。研究表明,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程度普遍在提高,且其中东部地区最高,但中、西部增长较快。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因此,加快地区专业化进程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且有助于消除我国中、东、西部的地区经济差距。     

出口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乘数理论,利用2001-2011年我国大陆31个省的面板数据,建立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各省间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对外出口时各省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作用的省际差异很大;最后对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数据进行了比较.     

我国财政支出、银行信贷的经济效应

利用198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加入了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的交叉项,以考察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东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却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     

西部地区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西部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对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碳排放对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的影响,除对重庆、贵州和青海的影响较显著外,对其他省份的影响并不显著;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而是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更适合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我国省际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中国31个省、市、区1999-2007年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的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际旅游业与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业的发展存在最显著的正影响,旅游交通状况的改善、旅游接待设施的完善也有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当地国内旅游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旅游资源禀赋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入境旅游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分析影响中国入境旅游市场需求的各种主要因素,并评价其发生变化时可能对中国入境旅游市场需求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影响中国入境旅游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入境游客在中国旅游的成本,旅游客源国本身的经济条件,与中国相竞争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价格水平和入境旅游者的“自我宣传效应、旅游持续性行为”等。文章最后对中国入境旅游者的需求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中国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的决策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依据。     

中国入境旅游规模与“外国直接投资”依赖

对入境旅游业与FDI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中国旅游业应用中的有关文献进行了简单回顾和梳理,并运用1983-2008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入境旅游规模与FDI依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2）从短期来看,FDI的增长未能带动入境旅游规模的增加,在合理的中长滞后期内,入境旅游规模的增加能够有效地促进FDI的流入,两者之间还未能形成一种互动的反馈机制;（3）入境旅游规模对FDI的变动冲击最显著,变动持续时间更长。而FDI对入境旅游规模的冲击数值最大,波幅最宽,但滞后作用不够稳定。     

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视角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面临空前的挑战,市场结构将重新整合。中国入境旅游市场中主要客源地分布在亚太地区和欧美一些主要旅游产出国,来华游客多以商务游客和观光休闲为主。这一客源地区的旅游者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旅游客源市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化危机为机遇,促进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的持续快速发展,应加强金融监管和国际旅游合作,在巩固传统市场基础上开拓新市场,实行差异化市场战略,促进客源流向的均衡化,优化产品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优化,将中国入境旅游市场做大做强。     

中国和韩国入境旅游发展比较研究

自2005年开始,韩国就一度成为中国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国,同时,中国也成为其第二大入境旅游客源国。针对中国大陆和韩国近年来入境旅游的发展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其中,将重点置于中国和韩国的入境旅游的相关指标、入境旅游宣传促销活动、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等方面。通过这一系列的比较分析,总结出韩国入境旅游的发展优势以及中国入境旅游对其的借鉴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两国旅游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相关建议。     

俄罗斯来华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俄罗斯是中国入境市场第三大客源国,对中国入境旅游产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结合2000-2011年以来统计数据,基于旅游文化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等理论基础,对影响俄罗斯来华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内外部因素进行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开拓俄罗斯旅华市场的旅游营销策略。     

我国中部地区入境旅游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分析

目的/意义通过分析相关数据, 为缩小中部地区城市旅游经济差异、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以促进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方法/过程以旅游外汇收入为测度指标, 将统计学和ESDA方法结合, 分析2003-2013年中部地区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 结果/结论(1) 时间演变方面:绝对差异持续扩大, 相对差异表现为波浪形下降趋势, 但依然处于高位运行; 依泰尔系数分解可知, 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省内差异和省际间差异交替变化, 为差异主要贡献者; Global Moran's I分析表明中部地区入境旅游经济未形成明显的高水平城市集聚区。(2)空间演变方面:高水平城市基本为各省省会及其周边城市或拥有高级别旅游资源的城市; Local Moran's I说明中部地区入境旅游经济逐渐形成两级"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中部地区入境旅游经济差异影响因素: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特殊事件。     

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以广东省和云南省的比较为例

利用1980—2008年的数据,采用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我国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并以广东省和云南省为例,分析了两者关系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严格的双向因果关系;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平均值为0.670,从现有统计数据来看,虽然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较小;从广东省与云南省的比较来看,广东省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平均产出弹性值远大于云南省,说明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入境旅游的GDP贡献越大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越强吗?——理论机制、国际经验与双循环发展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开放,入境旅游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促进关联产业发展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具有时变性：一方面,入境旅游自身的发展质量及其同相关产业的关联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趋于增强;另一方面,入境旅游属于资源依赖型（出口）产业,随着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比重的持续提高,可能面临“资源诅咒”困境,尤其是对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更强的制造业的挤出不利于整体经济增长,进而使其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趋于减弱。采用1995—2017年10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国际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分析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逐渐增强;无论是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还是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均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因此,应促进入境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积极开发新型旅游资源、持续促进技术创新等路径有效提升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同时,要注意维护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整体平衡关系,避免入境旅游过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的门槛效应与国别差异——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人均收入的实证

基于1998~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入境中国旅游对国际贸易的具体作用，进而以双门槛模型探究各国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作用的"非线性"变化和国别差异。研究发现：（1）41个对象国入境中国旅游对国际贸易存在正向作用。（2）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作用随人均收入增加不断下降，所有国家从逐利向消费阶段转变；对进口贸易作用随人均收入增长先升后降，10国处于作用较小且呈增长趋势的初始阶段，27国处于作用最大化的逐利阶段，4国处于作用最低的消费阶段。（3）相同人均收入区间内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作用大于进口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旅游与贸易合作时，中国应准确把握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作用的国别差异，针对不同阶段制定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