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与推展文化贸易

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引发世人关注。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是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基于历史经验、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国家利益,中国选择了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国和平崛起的对外战略是和平融入国际体系。中国要和平地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大国地位的接受和认可,要和平地发挥与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需要巧妙运用文化软实力。当今世界文化传播的最好方式是文化贸易,大力推展文化贸易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作用。     

中国入世与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战略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和平崛起与现代经济的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和平崛起的提出出发,分析了和平崛起的内涵,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入世对和平崛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提出以入世促进和平崛起的对策。     

从“外围”走向“中心”:潜力及战略——新一轮国际战略机遇期研究

本文通过对各经济强国崛起时国际经济环境的综合考察,认为国际战略机遇期具有世界处于相对和平期、世界经济处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重大科技革命推动人类社会经济进入新的转型期以及经济全球化处于新的加速期等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新一轮国际战略机遇期为中国要成功地由外围走向中心提供了有利条件。把握这一机遇,中国既要积极营造和平环境,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浪潮,又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步伐,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既要积极培育大国战略产业,又要加快科技应用,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在东亚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水平将登上两个新台阶。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需要使东亚各国相信：中国崛起成为地区大国的对外战略是合情合理的。本文将介绍帕金森的合作霸权理论。来分析中国在东亚和平崛起的前景,并着力回答：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有哪些？     

如何看待现代中国崛起

现代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中国在谋求和平崛起时,首先要敦实崛起的国内基础。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的四大发展时期: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2~2020年)与经济强国期(2020~2050年),其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轨迹与效应。总体说,中国崛起有两种不同的追赶战略,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追赶战略,二是转轨时期的追赶战略。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为“以人为本”,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共同富裕为主题,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找到属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中国的崛起之路,追求绿色发展,提供绿色贡献,实现绿色和平,则绿色崛起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选择。     

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崛起及中国的对策

环境和资源的外在约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使现代服务业成为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由于产业融合与全球直接投资的推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全球迅速崛起。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在对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和重点进行了研究。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探讨

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先后举办了三次关于“和平崛起”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比较”(2003年3月27-28日,与中国世界史学会、上海世界史学会合作)、“建设经济强国与中国和平崛起”(4月6日),以及“中国国际地位与和平崛起战略”(4月12日,与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合作)。在这些研讨会上,我国著名的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专家就“中国和平崛起”道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学者们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经分类整理现摘要发表。     

和平崛起与中国国际战略的理念创新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前所未有的历史进程,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和平崛起是对传统大国兴起模式的扬弃和超越,需要在理论上提供科学的支持;在实践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国际关系的现行体制和结构造成深刻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将面临诸多结构性的障碍和矛盾。为此,不断对国际战略理论进行反思和创新既是和平崛起命题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必须做出的选择。     

世界秩序变迁与中国的角色定位

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世界秩序的变化。正在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在目前的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必须正视时代特征和要求，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维护地区和平和文化的多样性。     

深化对"和平发展道路"战略的研究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的重要思想，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大国的崛起总是充满着艰难险阻，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越是风光无限，就越应该重视其中蕴藏的问题，文章对当前中国在崛起中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存在的挑战和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积极的应对对策，以此深化对和平发展道路的认识。     

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若干思考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核心战略路径,它实质性地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为此,要坚持对外开放的主体战略地位;致力于对外开放的观念创新,强调主权、安全与利益三位一体,坚持和丰富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创建利益共同体;同时要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优化国家战略、完善国内开放布局,深化全球战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强化地区战略、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等。     

资源型区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的实证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城镇化也是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性载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黑龙江省这一典型的资源型区域为研究对象,对城镇化率、资本、劳动力和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对策,以进一步提升城镇化的程度,进而促进资源型区域经济的繁荣和进步。     

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义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然而我国由于经济转轨和追赶型增长模式带来了根深蒂固的行政垄断认知和行为,仍存在歧视性产业政策干预严重、市场分割、自然垄断规制乏力等问题,这成为我国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最大阻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规制行政垄断的最佳机制,有助于从根本上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过程中,要以增量入手,促进产业政策的功能化转型,同时对存量进行分类治理;完善审查机制,加强法律认定,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制度整合;发挥负面清单制度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协同效应;加强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倡导普及公平竞争文化。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区域协调发展对中国这样多民族的大国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问题.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方针应该是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凤台县姚家湖石灰窑企业集群发展的实证研究

企业集群的成功发展为浙江经济的高速前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借鉴浙江的成功经验,发展本地特色的企业集群,对于中部地区的崛起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集群是当今经济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相关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尤其以中部省份企业集群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该文以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姚家湖石灰窑集群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周边地区石灰窑集群的发展对比,探讨了姚家湖石灰窑集群走向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为中部地区发展集群经济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制造强国建设的关键维度和战略要点

制造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和牵引。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包含战略先导产业的技术和市场领先、极端压力情形下的制造业运行安全以及高强度创新驱动发展三个维度。其中,实现战略先导产业领先是制造强国建设的核心,其战略要点是在构建全球技术共同体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中国市场需求的独特性重新定义根技术和主导设计,为推动全球新兴技术突破贡献中国力量;产业链安全是制造强国建设的基础,其战略要点是根据“底线安全”原则培育基于次代技术的完整产业链,加快构建高效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高强度的创新驱动发展是制造强国建设的前提,其战略要点是构建“创新友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竞争范式实现激励相容的转变。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过高了吗:经济增长的视角

优化人口分布空间格局、提高城镇化质量对未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如何优化人口分布格局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现有的文献存在持续争议。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讨论城市最优人口密度问题，认为各城市之间存在一种赶超现象，少数城市是吸收和转化国外技术的主要场所，是本国的增长前沿，其他城市通过接受前沿城市的溢出来实现增长，城市人口的最优密度与城市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有关，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同而不同。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在一个赶超的框架下分析了人口密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重点考察在靠近增长前沿和远离增长前沿的城市中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运用1999—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的城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靠近增长前沿的城市来说，人口密度的经济增长正效应更大；对于远离增长前沿的城市来说，人口密度的经济增长正效应更小或效应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这种非线性效应随着与增长前沿城市的空间距离和行政边界数量增加而衰减。文章结果意味着，限制增长前沿城市的人口密度将会对它们的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下一步城镇化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对这些城市做好发展规划，在增加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通过科学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从而控制这些城市的拥挤，而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进入和将人口分布在广阔的空间上。     

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经济现代化

社会阶层结构本质上是经济结构的社会反映和表现形式,经济现代化需要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推进促使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后者与经济现代化尚不适应。推动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是发展经济。     

面向GMS地区的中国高等教育输出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以教育输出为代表的跨境教育发展迅速，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引进发达国家教育资源进行境内合作办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国家竞争力的加强和高教事业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输出应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部分具备实力的中国高校应考虑面向周边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同模式的教育输出，以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平和国际化程度。     

创新类型、政府支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不同创新类型因技术含量不同,对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也不同。充分发挥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促进作用,需要结合地区实际技术条件,正确处理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发现:(1)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没有显著影响;(2)政府支持可以促进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促进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3)在技术基础较弱地区,政府支持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市场引导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不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在技术基础较好的地区,以财税优惠为主的政府直接支持,难以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甚至产生消极影响,市场引导的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采用发明专利和高技术产业专利两种方法测度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采用非发明专利和非高技术产业专利两种方法测度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基本上得到了稳健的估计结果。因此,破解中国技术创新困境,关键在于结合地区技术条件实际情况,分别通过政府支持与市场化改革引导不同类型的创新,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形成创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