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水产品养殖环节的消费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昆明为例

养殖环节作为水产品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其质量安全与否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论文依据昆明和上海712个消费者的调查数据,运用SPSS21.0软件对水产品养殖环节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迚行Ordinal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养殖用药、养殖水质、养殖水处理排放、水产品安全亊件、家庭未成年孩子数、受教育程度、性别等变量影响上海市消费者对养殖环节安全水产品支付意愿;昆明消费者对人工养殖的有品牌水产品有很强购买意愿;品质、安全证书、有机产品、野生鱼等变量显著影响昆明、上海两地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最后提出制定多元营销策略、加强水产品品牌建设、降低?工业三废?排放和渔药施用、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和水产品认证体系、普及绿色消费观念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上海市水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分析

水产品已成为消费者的日常食品,水产品安全问题也逐渐引起消费者的关注。本文以认证水产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上海消费者对水产品安全性的认知度及其支付意愿,构建有序Logit模型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支付意愿受消费者家庭月收入、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对水产品安全的关注度及认知度等因素的影响较显著,而消费者的年龄等因素影响较弱。     

消费者水产品质量安全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娄底市城镇居民为例

论文通过对湖南娄底市消费者问卷调查数据,并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影响消费者水产品质量安全支付意愿的变量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性别、家庭月收入、每月农产品花费、年龄因素对消费者水产品质量安全支付意愿有较大影响,但消费者受教育程度、性别与支付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加大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加大对认证水产品的补贴;在超市和农贸市场做好定点宣传和推广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可追溯安全水产品营销战略。     

昆明市消费者水产品质量安全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水产品质量安全与消费者支付意愿有着密切关系。本文通过对昆明市消费者的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水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迚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质量安全意识、消费者的年龄、婚姻状冴、教育程度对消费者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支付意愿影响作用较大。最后提出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加大远法处置力度、重视品牌建设、实行多元营销策略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企业生产适销对路优质安全的水产品提供重要导向,也为政府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意义。     

消费者对安全认证乳制品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408份调查问卷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消费者对安全认证乳制品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愿意为安全认证乳制品额外支付57.67%的价格。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的了解程度、购买安全认证乳制品的经历以及消费者对政府认证和生产企业认证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基于此,提出了加大对安全认证标识的宣传力度,建立多元化的食品安全认证体系,提高产品质量、树立自身品牌等政策建议。     

食品质量信息标签如何影响消费者偏好——基于山东省843个样本的选择实验

本文基于山东省843个消费者样本,以番茄为例,设置食品安全认证标签、可追溯标签、品牌与价格属性进行了选择实验,并借助随机参数Logit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偏好。结果显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认证标签、可追溯标签和品牌属性均具有显著支付意愿,对可追溯标签的支付意愿远高于其他属性,且不同信息标签的组合给消费者偏好带来不同影响,食品安全认证标签与可追溯标签间以及可追溯标签与品牌间皆存在互补关系,而食品安全认证标签与品牌间存在替代关系。研究同时表明,消费者食品安全认证知识与可追溯知识层次提高,对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食品安全认证制度和食品可追溯系统等建议以减小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消费者信心与支付意愿。     

消费者对安全认证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行为分析——基于长沙市地调查数据

文章以601个长沙市消费者的调查数据为例,剖析了长沙市消费者对安全认证农产品的认知情况、接受意愿、支付意愿和实际的购买行为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较高,但对安全认证农产品的认知程度较低、信任度较低,因此,消费者对安全认证农产品的购买意愿及购买行为都处于一个较低地水平。其中,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认知程度、受教育水平、以及对政府的信任等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消费者对安全认证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与行为。为此,应进一步提高安全认证农产品的安全性、加强安全认证农产品的信息发布、提高政府对农产品安全认证的公信度等,以切实提高消费者对安全认证农产品的购买,进而促进安全认证农产品的持续有效发展。     

可追溯水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及其政策启示——基于北上广的调查

可追溯体系被认为是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正受到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重视。消费者作为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最终的受害者,对水产品可追溯的认知和支付意愿直接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程度,对于政府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对北上广城市消费者的调查,采用Probit与Ordered Probit模型对可追溯水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做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对可追溯体系的态度显著影响其购买可追溯水产品的意愿,且偏效应为正;有更高安全信息需求和家庭中需要抚养小孩的人群,会更具有强烈意愿选择购买可追溯水产品以及为其支付更高的价格;中老年群体对购买可追溯水产品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受过高等教育、收入水平较高者更有可能为可追溯水产品支付额外的价格。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异质性的消费者食品安全属性偏好行为研究

本文运用选择实验(Choice Experiments)的方法,借助随机参数(RPL)及潜在分类模型(LCM)研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属性的偏好行为。研究发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属性的偏好存在异质性;消费者对政府认证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企业的品牌、养殖场质量安全保证和第三方机构认证;第三方机构认证和政府认证之间具有互补性,企业的品牌化建设同养殖场质量安全保证间存在互补性,政府认证与企业品牌化建设间存在替代性;消费者风险感知度的提高会影响其消费行为,高风险感知组的消费者愿意对同一安全属性支付更高的价格。     

新书简介

本文首次尝试评估北京地区消费者对HACCP认证的接受程度和支付意愿（WTP）。通过对在海淀区超市购物的570多个消费者进行调查采访，探讨消费者对HACCP的认知程度、接受程度、支付意愿以及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HACCP认证的支付意愿受到价格、信息、风险意识、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平均而言，经过信息强化后，被调查者愿意为HACCP认证支付超过正常价格0．13元的额外费用。这一结果表明，消费者基本认可HACCP认证，并愿意购买经过认证的食品。文章最后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消费者对HACCP认证的认知水平和信任程度。     

消费者对安全认证农产品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以生鲜认证猪肉为例

以生鲜认证猪肉产品为例,本文利用对北京市城镇消费者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消费者对安全认证农产品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尽管50%以上的消费者对生鲜认证猪肉有自述偏好,其食品质量安全意识较强,但是,消费者对生鲜认证猪肉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消费者受教育程度、消费者家庭月收入、家中是否有18岁以下的孩子和家庭人口规模等是影响其对生鲜认证猪肉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因素。消费者对生鲜认证猪肉的意愿支付价格、消费者对质量安全认证知识和认证农产品的了解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其对生鲜认证猪肉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此外,消费者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和其所感知到的生鲜猪肉产品的质量安全隐患等变量也会较显著地影响其对生鲜认证猪肉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     

食品安全认证如何影响消费者偏好?——基于山东省821个样本的选择实验

本文以番茄为例,将选择实验和BDM机制拍卖实验相结合,设计实验方案,以山东省青岛、威海等9个城市的821个消费者样本为例,运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测度了消费者对不同食品安全认证标识的支付意愿,并分析了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与环境意识对其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有机标识具有较高支付意愿,且对欧盟有机标识的支付意愿远高于对中国有机标识的支付意愿,而对绿色标识与无公害标识的支付意愿相差不大。具有不同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认证标识的支付意愿相差较大,而具有不同环境意识的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则较为接近。     

消费者对安全食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

以无公害猪肉这一安全食品为例,本文利用2008年7月在福建省厦门市的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影响中国消费者对安全食品支付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支付意愿是"是否愿意支付额外费用"和"愿意支付多少额外费用"这两个决策过程的统一。消费者的主观知识,安全食品的购买频率,对食品安全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消费者关于安全食品对健康、野生动植物和环境的利益的信念以及对安全食品的态度显著正向影响其对安全食品的额外费用支付意愿;消费者关于安全食品对健康、野生动植物和环境的利益的信念,对安全食品的态度和主观规范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愿意对安全食品支付的额外费用。社会经济变量和人口统计变量中,只有消费者的个人年收入和年龄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支付意愿。     

消费者品牌猪肉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沙市的调查数据

猪肉品牌化是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文章以长沙市猪肉消费者为样本,考察了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品牌信任、政府信任、支付意愿以及品牌猪肉的购买行为等。结果显示,长沙市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认知度较低,对品牌猪肉及政府部门监管猪肉质量安全的信任度不高,导致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支付意愿及购买行为均偏低。最后,文章针对存在问题的提出了相应对策。     

城市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的支付意愿研究——以低碳猪肉为例

本文基于南京市城市消费者的调查数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估算消费者对低碳猪肉的意愿支付水平,并且进一步分析影响消费者对低碳猪肉支付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低碳猪肉的平均支付价格为18.95元(初始价格为15元),平均支付意愿为3.95元;低碳猪肉价格、消费者低碳农产品认知度、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等对消费者支付意愿均有显著影响。     

基于行为特征因素及情境因素的消费者安全认证猪肉购买路径分析——来自华东地区12市的微观调查

本研究从影响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的购买意愿以及消费者购买意愿—行为差距的内外部因素出发,综合计划行为理论、感知价值理论和情境效应理论构建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基于华东地区江苏省和安徽省844个样本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挖掘影响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行为特征因素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在安全认证猪肉消费领域存在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不一致的现象,消费者情境因素(感知行为控制)和环境情境因素在购买意愿向购买行为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安全认证猪肉的合理定价以及安全健康生活理念的宣传推广不容忽视。     

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额外价格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主要因素——基于Logistic、Interval Censored的回归分析

与普通食品相比较,可追溯食品生产所增加的成本(额外成本)如何合理分担是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中的核心问题。而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生产成本增加所形成的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又是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本文基于Logistic、Interval Censored回归模型,分别研究了影响消费者额外价格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主要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食品可追溯体系的认知度不高且有38%的消费者不愿意支付额外价格,而承担额外价格的30%及以下是具有支付意愿的95.8%的消费者的选择。研究还表明,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程度、收入是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共同因素;而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态度、认知,消费者的年龄和学历等因素显著地影响其支付意愿,但并不显著影响其支付水平。本文基于实证而尝试性地应用Interval Censored分析工具来探索中国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额外价格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但主要结论与国外近年来的有关研究结论非常类似。     

四川省森林认证支付意愿的统计研究

通过对森林认证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符合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共同要求下的森林认证发展相关建议,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采用描述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四川当地居民从事的职业、年均收入、对森林认证知识和政策方面内容的了解程度及对森林认证的支持程度这四个影响因素对森林认证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分析:猪肉的案例

本文以中国无锡的消费者为案例,构建了具有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功能的可追溯猪肉轮廓,引入Becker-Degroot-Marschak实验拍卖法研究了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并借助多变量Probit模型研究了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事前质量保证属性的支付意愿高于对事后追溯属性的支付意愿,且对事前质量保证属性中猪肉品质检测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消费者年龄、学历、收入等个体特征与消费者健康状况、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食品安全满意度以及对食品安全标识的信任程度等因素影响其对可追溯猪肉不同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本文认为,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生产者生产融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功能于一体的可追溯猪肉,以满足不同收入水平消费群体的差异性需求,扩大可追溯猪肉市场。     

事前认证还是事后追溯?——食品安全信息标识的消费者偏好及其交互关系研究

本文融合随机n价拍卖实验和菜单选择实验的各自优势,以番茄为例,分析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认证标识(有机标识、绿色标识和无公害标识)和食品可追溯信息标识(种植可追溯信息标识和销售可追溯信息标识)的支付意愿以及各种标识之间的交互关系。研究发现,消费者普遍愿意为这两类食品安全信息标识支付价格溢价;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认证与食品可追溯体系的知识可以显著提高消费者对有机标识和可追溯信息标识的支付意愿,而对绿色标识和无公害标识的支付意愿影响较小;有机标识、绿色标识和无公害标识两两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替代关系;种植可追溯信息标识和销售可追溯信息标识之间存在双向互补关系;可追溯信息标识与有机标识之间呈现双向替代关系,而与绿色标识之间呈现单向替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