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路——基于中间品贸易的分析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与中间品的供给保障有关。在全球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中间品贸易对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关键作用。近年来,美西方国家采取“断供”“断链”等手段,企图将中国排挤出高科技产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由于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中间品缺乏可替代性或者可替代性相对较弱,美西方的“卡脖子”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产生严重影响。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尽快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通过高水平开放密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扎根”全球产品内分工的能力,并通过不断扩大中间品供给的来源空间,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内配套能力,以及深化开放层次,为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以高水平开放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

百年变局下，受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叠加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与重构，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统筹开放和安全的题中之义。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维度，即受冲击时产业链供应链的扭曲程度以及冲击后的恢复程度和恢复速度。我国传统开放发展模式虽然有助于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带动产业发展尤其是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新形势下却难以适应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现实需求。以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为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换言之，高水平开放有助于产业链供应链在上述三个维度为表现的韧性得以同时提升。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以高水平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总体来看挑战和机遇并存。化解挑战，把握机遇，以高水平开放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亟待在扩大开放范围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在拓展开放领域中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固链”，在深化开放层次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融合而不“脱钩”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中国与美国区域经济合作特征及战略逻辑研究

冷战结束后，国际博弈焦点逐渐由全球多边机制转向区域双边与多边机制。美国虽从美苏“两极”对抗中胜出，但受制于国际格局变化与自身的结构性衰落，已无强力捍卫国际经济霸权，逐步转向开展区域性经济合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日益深化，加快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区域经济合作。在中美两国区域经济合作逻辑发展中，呈现出“谋霸”与“谋和”的不同特征，美国区域经济合作彰显“美国优先”底色，相对收益成为更改与存留合作机制的评判标准；中国区域经济合作以“和”为主线，“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将成为新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引擎。     

东盟安全战略新调整及我国的对策

美国“9．11”事件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格局下，东盟国家加强了安全战略调整。通过强化内部协调管理，实施“大国平衡”战略。加强与西方国家反恐合作，努力构筑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提高自身安全系数，加快“海上东盟”的扩张步伐。因此，在处理地区安全事务时，我们要有长远眼光，谨慎地对待南沙群岛主权和东盟与台湾关系问题，通过加强对话和交流，尽量减少戒心，把握住主动权，促进中国—东盟的全面合作。     

历史视域下“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联盟化的影响因素与前景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可以视为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在亚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的延续。与历史上的多边联盟实践相比,四边安全对话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影响四边安全对话同盟化的诸因素中,主导国意愿、结盟对象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差异以及中国的能动性对四边对话联盟化的前景发挥着主要作用。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同时比较美国历史上在亚太地区的多边联盟实践,得出结论认为四边安全机制难以走向同盟,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的动力具有持续性,在今后还可能以其他形式继续表现出来。对此中国既要妥善管控中美关系,也要在不断的崛起中调适与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后全球化时代消费电子全球供应链分布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苹果零部件供应商考察

后全球化时代，消费电子全球供应链在发生新变化，并被不断重塑。基于2018和2021年苹果零部件供应商数据，运用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以及分布数量占比等方法，在分析苹果零部件全球供应链分布特征基础上，对比疫情前后苹果零部件全球供应链分布变化、重点领域供应链分布变化以及供应链在中国各省市分布变化等，综合透视后全球化时代消费电子全球供应链的变化特征与新近趋势。研究发现：首先，苹果零部件全球供应链集中分布于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对比疫情前后，发现核心零部件环节回归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趋势明显，同时增加了向东南亚的布局，大规模退出中国和回归美国的趋势并不显著。其次，芯片设计与制造环节呈现进一步向美国、中国、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集中趋势；液晶显示及触控环节的分布尽管以中国和日本为双核，但因在韩国、越南和美国分布数量增加导致呈现一定分散势头；尽管中国在组装代工及包装印刷环节独具分布数量优势，但越南表现出较强分流趋势；再次，苹果零部件全球供应链在中国分布呈现“核心-外围”格局；疫情后，广东和江苏的“双核”地位有所下降，上海地位上升明显，且内蒙古和云南开始切入苹果零...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规则：美国转向非传统经贸安排背景下的新动向

美国正在转向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非传统经贸安排，其合作议题更加广泛、合作方式更加松散、打压中国意图明确，是全球贸易格局中值得密切关注的重大变化。在“印太经济框架”这一新合作方式下，数字经济规则可能会以既有的美式模板为基础，吸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新范式，进一步推动有关数字贸易壁垒、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等规制与合作。面对美国持续升级被“规则化”的打压遏制，一方面，中国应当在相关国际谈判中积极为国内数据监管和数字贸易政策争取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应当加大力度切实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开放，特别是跨境数据流动机制的便利化。     

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困境与未来选择

当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方面取得两大奇迹时，习惯了冷战思维的美国在民粹主义思潮下发动了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为进一步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量化分析，文章通过新凯恩斯贸易DSGE模型对贸易摩擦政策进行模拟，分析加征关税、提高补贴、技术创新等政策冲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在大国博弈的“两难困境”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应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构建有管理的竞合框架，减少贸易和投资保护，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中国则需要在全球贸易格局调整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进一步加强不同层次、不同区域和不同主体间的合作，不断提升中国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科技创新引领能力，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印太经济框架”开始露出牙齿了吗？

<正>随着“印太经济框架”底特律部长会议的召开，其机制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未来中国可能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需要做好应对准备。“印太经济框架”（IPEF）第二次部长级会议5月28日在美国底特律闭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印太经济框架” 14个成员国达成了使供应链更具韧性和安全性的协议。这是自2023年5月“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一年来取得的首个具体成果，同时也是成员国在供应链方面达成的首个多边协议。外界普遍认为，多边协议的达成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

按照安全合作的性质和功能差别 ,可以把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分为四类 ,即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合作安全以及集体安全。冷战后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多边合作相比 ,亚太地区最大的特征是缺乏建立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这三种多边安全机制的条件 ,只有合作安全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合作安全本身存在一定的功能缺陷 ,所谓的“亚太方式”又进一步加深了它的局限性 ,使得合作安全未能在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美国“价值观同盟”视角下的经贸规则全球异化与中国因应北大核心

“价值观同盟”被认为是依托价值观的话语体系，美国经贸领域的“价值观同盟”实践旨在服务本国利益。价值观外交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合法化话语成形于H.W.布什政府，稳定发展于奥巴马政府，拜登政府重拾价值观话语，强调其与经贸秩序的关联，以基于价值观的经贸安排开展对华竞争。在经贸领域动用“软权力”、推广“价值观同盟”以获得优势，系美国在“西方缺失”下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美国推进“价值观同盟”造成的国际经贸规则异化包括中美经济“脱钩”、经贸体系“分化”，美国盟友和区域秩序都将由此受损。中国应争取国际话语权、增强自身“软权力”、解绑价值观与经贸合作、构建和利用国际法治机制，以务实经贸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地缘安全与中国多边主义外交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在多边经济合作开始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安全状况依然复杂,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安全模式,台湾问题是中国地缘安全中的最大不稳定因素,领土争端是中国地缘安全的重大隐患,此外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虽然中国周边地区还不存在制度化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但以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多边全合作框架已经出现。中国以积极的多边主义外交参与区域安全合作。从地缘层面看,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抑制单边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多边主义外交是中国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主要方式,中国多边主义外交的内容在趋向多样化的。     

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透析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正呈现出愈演愈烈态势，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诱因主要包括：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力明显提升，与美国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边缘化中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为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拓宽发展空间。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各国福利改进而言，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的企图将难以实现。着眼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应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倒逼国内改革，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供应链产生的冲击，加快完善外资管理体制，加快外贸领域结构调整。     

规则纠缠困扰东亚合作

如果对中国外交近十年来的路线发展做个总结的话，不难看出其中对于多边外交模式的推崇。从外交实践的角度来说，多边外交与双边外交性质不同，议题不同，所以媒体的关注点自然也就不同。双边会谈，往往不会也无法规避敏感问题，争吵到面红耳赤的局面不在少数；多边会谈则只谈合作，不谈争议，会议气氛因此也就多是和谐融洽了。在追求“求同存异”的多边外交舞台上，没有国家会否定“合作”的价值，但在操作层面，涉及各国利益，围绕合作模式和途径的争论同样激烈。     

能源外交:印度的地缘战略认知与实践

随着经济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印度已迈入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大国之列，本土能源资源的不足以及对海外能源依赖的加深对印度的发展和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作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主要能源进口国之一，印度必须将确保海外能源供应视为国家战略安全的当务之急，这促使印度现实地评估各种与能源相关的地缘政治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以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为特色的“能源外交”，从而实现在动荡的全球与地区安全格局中保障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与印度的海外能源战略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同一环境也为中印两国在国际能源领域内的合作和竞争提供了空间。     

扩大进口：提高我国食品工业现代化水平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更广阔、更开放的国际经济舞台上不断发展壮大，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一方面履行发展中国家应承担的责任，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兑现了“入世”的承诺；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世贸规则带来的有利条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扩大对外合作。据WTO统计，到2009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台湾服务贸易领域因应其加入WTO的措施

1995年服务贸易领域正式纳入世界贸易管理体系。台湾当局为尽早加入WTO，以推动“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为契机，逐步开放服务业市场，尤其是金融与电信市场开放的时间表大大提前。 　　台湾自申请加入WTO之始，面临的开放压力主要表现在电信、工程招标、金融、技术、运输服务及一些社会服务领域中。为此，台湾当局在服务贸易领域采取一系列开放措施： 　　(1)放宽外商投资与技术合作限制 　　1995年7月通过废止行之已30年的“技术合作条例”，取消在与外商进行技术合作过程中，对岛内厂商进行保护的措施。1997年10月修正“外国人投资条例”，简化投资审核程序，以投资领域取代金额限制，凡属台湾“经济部”主管领域，限定在1个月内审核完毕，牵涉其他部门的申请投资案则须在2个月内审核完毕。 　　(2)提高电信服务领域外资占股比例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马克·吐温的中国情缘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西部地区发现金矿由此兴起了长达20余年的“淘金潮”。在此影响下,大批中国劳工也漂洋渡海来到美国,尽管他们在矿场或铁路上辛勤劳动并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影响到白人的就业机会,美国本土一些报纸不断丑化并攻击中国工人,由此掀起了阵阵“排华”浪潮。     

警惕美国的“国家安全”贸易壁垒

美国多次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对中国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用不合理的歧视性措施刁难中国相关企业，伤害中美经贸合作，为其他行业和其他国家树立了不正当的负面标杆和榜样。中国需警惕美国的“国家安全”贸易壁垒，世界也需防范“国家安全”贸易壁垒的传播与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