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自治：实践困境、有效条件与突破路径

社区自治已然成为社区治理的基本方向和关键趋势,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行政力量的干预、自治的多重成本、社会资本的缺失、集体行动的难题和公民参与意识的缺失等困境造成社区自治难以真正实现。所以,应当从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参与主体、健全法律制度、培养自治文化、加强自治队伍建设等路径推进城市社区向自治方向发展。     

社会工作介入基层社区治理探究——以河南省洛阳市D社区为例

文章从专业社会工作专业角度分析洛阳市D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社区治理行动主体缺乏配合,社区管理与服务不到位,社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不足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社会工作者引导+社区为本"模式,通过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促进各个治理主体参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发挥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领域的专业优势,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建设法治社区的探索与实践

政治是法治的灵魂,文化是法治的生命,道德是法治的血脉,完善的法治化体制机制,是建设法治社区的坚实基础。倡树宪法精神,运用法治思维、秉持法治理念、依法构建社区治理结构,健全社区居民自治体制,理顺诉求表达、协商沟通、困难帮扶等运行机制,敞开社区居民依法维权、权益保障的法治渠道,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组织健全、制度完善、依法决策、居民自治、文明祥和、充满生机的社区法治建设新局面。     

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区自治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显，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必须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而要加强社区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社区自治。社区自治是治理理念在社区领域的实践，达到治理的境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二者在范围上相互衔接。在目标上指向一致。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路径探析

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已经成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还面临着基层党组织引领有待强化、基层民主自治局部存在失序、基层法治有内卷化风险、道德规范约束力弱化和矛盾纠纷研判处理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的挑战。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提出要以政治为统领、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智治为支撑，建构“五治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新体系。     

从国外经验看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主体参与网络的构建

基层民众自治建设在我国的政治民主建设中处于基础地位,城市社区自治建设,作为基层民众自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正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国内相关学者有关国外城市社区自治参与网络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的研究表明应结合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中参与网络的缺失现状,建立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主体之间的合作网络。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创新路径研究

作为新兴的组织形式,社区社会组织是以实现共同治理为目标的社区建设重要主体,也是社会服务职能发挥作用的体现者,在社区治理过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从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入手,分析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公信力、建立专业化人才培养机制、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和建立有效监督机...     

论我国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建立与完善

新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而治理模式的选择是影响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存在较大差异性，治理模式不能千篇一律，应该顺应新农村社区治理格局、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因地、因时、因“人”制宜，选择适应国家行政主导推进型治理模式，或者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型治理模式，或者社区组织与成员自治型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新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机制、组织机制、法律机制。     

治理理论视角下边缘城市社区治安问题研究

边缘城市社区的治安是整个社会治安的重要环节,社区治安需求的多元化要求边缘城市社区治安的主体也应该是多元的,政府不应当也没有能力单独对社区治安进行管理。要实现边缘城市社区的长治久安,政府必须转变传统治安理念,提升社区治安治理效能;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治安治理的主体作用;合理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社区营利组织治安作用;激发居民参与治安热情,支持非营利组织发挥作用。     

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参与

公共危机治理是一个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过程。社区作为社会管理中的的基层组织,在危机治理中具有信息、资源和灵活性等优势,然而,应急组织保障不力和社区自治建设的薄弱限制了社区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效能最大化。因此,应该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适时加强社区危机治理的组织建设,培育良好的社区应急文化等。     

基层治理视角下转型期城市社区公共财政制度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中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社区是我国重要的基层管理单位,是我国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基层单元。社区公共财政作为社区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代表着国家行政权力介入基层社会的重要工具,是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武汉市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工作,将社区治理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社区治理模式探索走在全国前面。文章对2017年-2018年武汉市级财政支持社区建设资金投入情况进行分析,挖掘和剖析基层治理下财政投入的表象及微观问题和原因,并就如何把握政府与社区之间“指导与服务、协作与监督”的关系,如何建立社区公共财政制度实现对社区建设的有效承接,如何调动居民自觉投入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积极性,提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财政政策建议。     

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的特征、问题及路径——以广州市D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乡村治理要与时俱进，并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治理方案，使其成为更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区域和市场主体。都市型超级村庄由于伴随城市群、都市圈的高速发展，经济高度发达但社会治理滞后而出现系列治理困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城乡融合的实践，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管理民主”向“有效治理”的治理理念转变，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也应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抓手，按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重构以有效治理为目标导向的特色治理体制机制。     

试析城市社区物业管理中的业主维权运动及其治理——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迅猛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在重塑城市物理空间布局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社区的权力格局和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城市社区业主维权运动成为现阶段社会转型在社区层面的结构性产物,也是推动城市社区物业管理良性发展亟需破解的突出问题.社会建构是缓解业主维权冲突的一种合作治理方式,通过不同治理主体在持续的交往与互动建构起冲突治理的可行方案.在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的现时背景下,由社会建构衍生而来的社会设计模式在解决社区维权冲突问题时仍有其治理限度,需要经历一个政府从“为社区做”到“与社区做”再到“由社区做”的演进过程.物业管理中业主维权运动治理的社会建构离不开业主的有效参与,需要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以优化社区治理的主体重构,推动业主维权运动从私产维权走向社区自治的有效参与,进而推动城市社区物业管理走向自治.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与服务创新——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志愿服务为例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社区治理创新是城市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只有加强基层社区的民主建设,充分发挥社区自我管理的作用,才能使社区成为具有地域性的利益共同体和最有活力的城市细胞。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六步议事"自治制度践行的结果再一次证明,城市社区只有实现公民自治与公共服务创新,城市的管理和治理才能落到实处,并体现社区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才能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城市新建大型居住社区的管理困境与创新治理--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大型居住社区是这一体系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大型居住社区在区位布局、配套建设、规模范围、人口结构、人口增速等方面与一般居住社区具有较大差异性,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需要着力于完善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夯实基层基础自治力量,形成政社分离又合作的关系,构建自治与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中国城市社区参与的新发展

社区参与的基本内涵社区参与是指社区主体——社区组织、社区单位和居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组织或渠道,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行,维护自身权益,增进社区福利的过程。就内容而言,社区参与包括参与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但核心是社区政治参与。就具体结构而言,社区参与包括参与主体、参与客体和参与方式三个要素。参与主体即“谁参与”;参与客体即“参与什么”;参与方式即“怎样参与”。从参与主体看,参与者是社区大多数主体还是少数社区精英,是组织化参与还是个体化参与,标志…     

湖南城市精细化管理：安置型社区治理研究——以湖南湘江新区麓谷街道和馨园社区为例

当前,遍地开花的安置社区就其物质形态来讲,已与商品房小区无异,但由于其居民特点,照搬一般街道居民治理模式将很难实现其善治的目标。湖南湘江新区麓谷街道和馨园社区参与式治理实践探索取得的成功经验为安置型社区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提高多元主体参与意识、便捷居民参与方式、理顺多元主体参与权责,让缺位、错位、越位的各个参与主体归位,能很好地实现安置型社区的善治。     

社区多元、多环节治理关系网络与系统性治理

<正>引言如今,在社区中应该依靠多元主体进行"共治",已经基本成为研究界的共识,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以"区域化党建"等方式,通过发挥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作用,来吸纳社区治理中的多元参与。不过,对多元参与治理的实践叙述和理论设想往往受制于贫乏的"民主"想象,把多元参与设定为各方参与者平面化地、"平等地"协商和社会性     

社区自治居民参与度调查与心理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城市社区为例

社区自治是基层民主健康发展的内源动力。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意愿程度是标识和制约社区自治程度高低的核心影响因素。以广东城市社区自治居民参与度调查为视点。从心理层面着重分析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观念和行为，有助于探寻社区自治中更有效力的优化策略。     

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于业主维权困境的分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2021)》中明确提出"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小区是社区中的基本场域,是社区居民主要的生活空间,引导与保护业主有能力解决自己居住小区内的事务,是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内涵,是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加强社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现。改革开放后,在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出现小区治理的"三驾马车",即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维权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主体在小区治理中的矛盾,而其中的关键是业委会成立的困难和业委会通过法律保障权利时的技术性障碍。业主委员会是业主的自治组织,文章在用奥尔森搭便车理论分析业委会成立与行使职能困境的基础上,以公共治理理论视角提出发挥社区精英在小区业主委员中的领导与团结功能,增强业主委员代表业主通过协商与调节渠道进行维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实现业委会的自治功能,增强基层群众的自治能力,研究可以为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供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