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矿产企业FDI行为研究:理论前沿与趋势展望

对外直接投资即FDI,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各国学者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动机和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国内学术界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竞争优势、区位选择、风险控制、与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我国矿企业FDI行为研究:理论前沿与趋势展望

对外直接投资即FDI,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各国学者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动机和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国内学术界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竞争优势、区位选择、风险控制、与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不同目的地OFDI对中国国内就业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OFDI)迅速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国内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就业方面。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不同投资目的地的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的就业,而在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抑制了国内的就业。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第三产业就业关系的分析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文章集中分析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对国内就业产生的影响,利用2004²012年的数据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     

基于产业升级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分析不同投资区位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升级机理的基础上,选取46个样本国家(地区),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GM(1,1)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在逐步减弱;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企业应逐步减少对周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并加快发展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制度视角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为例,检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制化程度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东道国民主化程度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本文将总体样本分成四个子样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东道国法制化程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普遍使用性,但东道国民主化程度阻碍了我国民营企业以及流入自然资源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治理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企业产品出口、开辟海外市场以及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其会进一步影响到企业对外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本文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高管背景和管理层激励等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对该领域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指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如何在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中更好发挥混合所有制的作用并促进对外投资绩效的提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本文根据我国1986-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引入影响产业升级的指标,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科技进步、消费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构建VAR模型,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动态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短期内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长期来说,对产业升级能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及其国际比较研究

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和吸收外资大国,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却相对滞后。基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阶段及潜力的思考和国际对比分析,本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随着未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必将跻身于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并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     

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4-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法研究比较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对外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正相关,且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影响最为显著。与此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类型与产业发展还存在一定程度偏差。基于这一结论,文章提出适当建议,鼓励各级政府、企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1985年～2006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通过ADF检验和格兰杰检验,运用OLS实证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总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就业增长.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方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变动的影响正向关,对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变动的影响负相关,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我国采矿业战略资源的角度出发,分析能源消费总量、能源进口量及东道国国民收入对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东道国国民收入与其正相关,其中东道国国民收入影响最大,同时能源进口量与其负相关,说明我国采矿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替代型而非贸易互补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

对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国内的实证分析大多集中在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探讨上,而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讨论较少。本文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检验等多种方法,利用1982-2002年度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性,即进出口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长期稳定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机遇和挑战分析

在中国加入WTO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扩张。文章先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区域分布和投资主体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而对我国"一带一路"下对外直接投资现存机遇和未来面临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对东盟和欧盟投资的差异性的考察

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大、国际地位显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小、国际地位偏低。同时,贸易的边际效益呈下降趋势,而对外直接投资则增长迅速、潜力巨大。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将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但目前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过小,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的贸易效应将会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对发展中地区的投资产生较大的贸易促进作用,原因在于我国对发展中地区的投资动机是获取资源和拓展市场,而对发达地区的投资目的是绕开贸易壁垒。因此,应该制定有差别的对外投资政策,针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应该注重开拓市场和规避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应该注重开拓市场和产业转移,促进多元化的、多格局的对外直接投资体系的建设。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

随着企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从引进外资阶段逐渐步入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行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关注到直接投资与就业的关系,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基于2003年-2018年的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从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两个角度分析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     

基于洗钱视角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近年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讨论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但鲜有文献研究洗钱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以2007-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50个国家（地区）为研究样本,运用知识资本模型和知识资本-洗钱模型,分析洗钱行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知识资本模型解释了我国投资于低风险洗钱国家（地区）的原因;而知识资本-洗钱模型解释了我国投资于高风险洗钱国家（地区）的原因,KK1-MON和KK2-MON模型表明,洗钱因素对我国直接投资驱动的规模分别为590.66亿美元和849.18亿美元,占投资总量25.01%和29.64%;并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进。本文的结论即延伸和拓展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又为我国反洗钱对策提供依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上的新思路

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直接关系到境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市场绩效。然而,在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问题上,我国学者割裂了产业和区位的内在联系,单独研究产业问题或区位问题,因而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缺乏指导意义。文章提出了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上的新思路,即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对于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走出去”de政策障碍（上）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体制沿革、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对外投资体制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管理和促进政策措施体系,推动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稳步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发展阶段: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