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和供给型信贷配给交互作用下农户福利水平研究——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本文使用2017年山东和江苏两省农户家庭调查数据,将正规信贷配给分离为部分数量配给、完全数量配给、未借贷型价格配给、交易成本配给、风险配给以及自我实施型配给,借助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不同类型正规信贷配给对农户福利水平影响的差异性,有效弥补以往研究视角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存在的缺陷。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六种类型正规信贷配给均对农户福利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降低了农户生产性收入、一般性资产和非基本消费支出,并且农户遭受需求型信贷配给(未借贷型价格配给、交易成本配给、风险配给以及自我实施型配给)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农户遭受供给型信贷配给(部分数量配给以及完全数量配给),这就意味着:在需求型信贷配给演变为正规信贷配给主要形式的今天,农户福利损失不仅未得到有效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贷款保证保险缓解农户信贷配给了吗?

从理论上梳理并分析贷款保证保险对农户受到的不同类型信贷配给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DID政策分析的方法以及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构建多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贷款保证保险的实施对农户受到的完全数量配给有显著影响,银行放宽了对农户抵押品的要求,降低了借贷门槛,从而缓解了农户因供给不足而受到的信贷配给,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对农户的交易成本及风险配给的影响不显著,总体来看,对农户因需求不足产生的信贷配给无明显影响。     

“信贷联结型”银保互动能否缓解农户信贷配给——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信贷联结型银保互动对农户信贷配给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江苏和黑龙江两省的305名农户为田野调查对象进行了选择实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信贷联结型银保互动对农户的风险配给存在负向的干预效应,且这一效应对小农户来说程度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联结型银保互动对规模农户的数量配给具有缓解作用。根据上述结果,本文认为应继续加强银保互动的合作深度,并针对不同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地设计和开展银保互动项目。     

农户信贷风险配给识别及其影响因素——来自陕西730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Boucher、Carter和Guirkinger关于风险配给的研究观点,依据陕西省730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直接诱导式询问方法(DEM)对农户信贷过程中的风险配给进行了识别,并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风险配给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被调查农户中风险配给型农户比例为6.16%;风险规避程度和谨慎程度越强、购买保险种类越多,农户越倾向于风险配给型,保险市场缺失是导致农户风险配给的一个充分但不必要条件;年龄、务农时间、从正规信贷渠道贷款、曾经创业和同意土地使用权抵押均对风险配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总资产与风险配给无关;信贷需求价格弹性变量不显著,大多数风险配给型农户信贷需求价格弹性为0,然而在极低利率下,风险配给型农户可能会进入信贷市场。     

不同农地抵押贷款机制下农户信贷配给分析

探析不同农地抵押贷款机制设置下异质性农户面临的信贷配给情况,对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在农地抵押贷款目标机制下,存在较多农户面临着新的交易成本配给、风险配给以及数量配给,实践中农地抵押贷款设置了不同的增信机制,分为内部增信与外部增信两类,其中外部增信又分为信息甄别机制与风险分担机制。不同增信机制对缓解农户信贷配给有一定的效果,但仍然存在相应的局限性,农户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供需型信贷配给。在推进以农地为代表等"估值难、处置难"的标的物抵押贷款可从,下沉信贷服务覆盖范围优化农村贷款流程,稳步推进政府引导下的预授信模式;增强标的物价值稳定性,完善农村农户信息体系建设,构建多元风险分担机制等多方面着手。     

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和信贷渠道偏好分析——基于金融知识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视角的解释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的家庭微观数据,从信贷需求结构和信贷渠道偏好的角度对中国农户信贷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信贷市场主要表现为有信贷需求的农户比例较高,但获得正规信贷的农户比例较低;同时,有非正规信贷需求的农户比例非常高。有信贷需求的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比例较低的原因有:1有正规信贷需求的农户中未申请贷款的农户比例较高,有效信贷需求不足;2有信贷需求的农户中偏好从非正规渠道融资的农户比例较高,正规信贷需求缺乏。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户金融知识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户有正规信贷需求但未申请贷款的可能性,也显著降低了农户具有非正规信贷偏好的可能性。因而,金融知识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农户正规信贷获得,降低非正规信贷偏好。     

农村信贷市场"联保贷款"效应分析

信息不对称以及农户信贷规模小、抵押不足等原因，导致农户贷款难。在其他条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若能够有效地增加农村信贷市场中农户的信息透明度，降低正规金融机构对实物抵押品的要求，则可有效地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正规金融机构通过实行“联保贷款”的信贷政策可以达到这种目的。研究发现，这种信贷政策是缓解中国目前农村农户贷款难问题的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农民资金互助社对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合作金融“共跻监督”的视角

本文基于"共跻监督"的视角,通过建立监督的成本与收益模型、社员间"共跻监督"的博弈模型,理论分析了合作金融的"共跻监督"对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825户农户为样本,运用Heckman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共跻监督"机制对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的缓解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农民资金互助社能够降低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的数量配给、交易成本配给的程度;"共跻监督"是一种有效的抵押品替代机制,它降低了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借贷成本和交易风险;此外,在"共跻监督"机制的作用下,贫困农户获得信贷资金的机会有所增加。     

“银保互动”能否促进农户技术采用?——基于田野实验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黑龙江与江苏省的572个农户为样本,采用田野实验方法获取农户在不同情境下技术选择的动态数据,实证分析了“银保互动”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研究发现:“银保互动”产品有助于分散自然风险、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配给,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对新技术的选择;农户的风险偏好、是否经常收看农业电视节目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加强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市场的结合,提升农户新技术的采纳水平,最终提高农业生产率。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制度绩效、问题及对策

一、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模式的制度绩效 1、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模式,解决了金融机构与农户贷款博弈中长期存在的两个基本问题:金融机构在放款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小额信贷的高固定成本。正规农村商业信贷市场机制存在两大障碍:第一,中低收入农户和农村新建企业缺乏抵押品;第二,小额信贷在获取信息、监控、收集和处理成本等方面的固定成本较高,限制了农户小额金融合同与交易。由于存在进入正规金融部门的限制,小额资金需求农户、中低收入农户、农村微型企业和个人只能求助于各种非金融安排,通过一系列非金融渠道来实现无法通过正规金融体系满足的金融需求。通过对农户问卷调查发现,非金融     

农民创业的信贷约束——基于湖北省930家农村微小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Biprobit模型,采用湖北省930家农村微小企业的调查数据,从农民创业者的融资渠道选择和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决策两方面检验农民创业的信贷约束.结果表明,有贷款需求的农民创业者只有不到60%能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资助,农村信贷市场存在明显的信贷约束;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为素质高、经验丰富、个人资产较多的农民提供贷...     

农村信贷配给程度与贷款定价变动的关系分析——以吉林省为例

本文在利率市场化金融环境的背景下,借助农村信贷配给变动程度与利率浮动、金融机构贷款定价变动的关系图,推测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运用相关课题组的实地调研数据对推测结果进行实证检验。在本文的研究结果中发现,利率放开后,金融机构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制定的差别定价对农村信贷配给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利率与其对农户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历经三个阶段。首先,利率定价的提高首先会适当缓解农村的信贷配给程度;其次,利率定价与信贷需求达到平衡;最后,随着定价持续上升,反而会逐渐加重农村信贷配给的遭遇程度。     

基于综合险的银保合作模式:典型个案及理论含义

为适应农户金融需求,安徽长丰县以特色经济作物草莓为试点对象,设计了基于综合险的银保合作小额信贷产品。本文调查发现,长丰模式有效缓解了保险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户的双重约束,扩大了金融供给与需求,实现了银行、保险公司和农户合作共赢;同时,长丰模式对银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风险控制和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产权抵押贷款下的农户信贷约束分析

本文基于2014年西部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的581户农户数据,从农户经营类型视角切入,运用Heckman广义三阶段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经营类型农户的信贷需求及约束程度。分析发现,西部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农户受信贷约束程度不太明显;农户在面临资金困难时,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性较强;信贷约束程度与农户经营类型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非农经营方式的农户由于缺乏土地抵押品导致受信贷约束的程度较大。因此,应建立合理有效的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机制,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支持,解决非农经营方式农户的信贷需求。     

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

金融支持对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本文利用2015年四省粮食种植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农村地区粮食种植户受正规信贷约束的状况以及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农村地区受正规信贷约束的农户比例约为30%,且以需求型信贷约束为主;尽管供给型信贷约束并非是制约农户贷款的主要类型,但两种信贷约束类型均会对农户粮食产出产生抑制效应;与需求型信贷约束相比,农户因受供给型信贷约束产生的生产损失更为严重;进一步地,如果农户的信贷需求能得到充分满足,粮食产出预计将提升14.6%。     

“新常态”下中国农贷市场供求关系的重新解读——基于农户分化视角

本文基于农户分化视角,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农贷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研究发现:"新常态"下,普通农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两类信贷需求不足;创业型农户各类资本较高而容易获得两类信贷青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等原因难以获得正规信贷;正规信贷供给的收入导向特征明显,非正规信贷更能贴近并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信息对称等变量对信贷供求两端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的启示在于:中国农贷市场应有机整合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的比较优势,并大力推进普惠信贷体系建设,优化供给侧结构;同时,农贷市场应主动适应农户信贷需求的动态演变,特别应深化农村产权资产抵押担保融资改革,加强农村领域的金融知识普及,进而实现农村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助推农业现代化及全面小康的实现。     

农户信贷配给:需求型还是供给型?——基于双重样本选择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3年山东和江苏两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双重样本选择模型,识别影响农户需求型配给和供给型配给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人口特征、经济特征、金融环境和地理特征等因素对农户需求型配给和供给型配给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影响农户是否遭受需求型配给的因素主要有: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否获得过正规渠道贷款、银行借贷利率、到银行网点距离和鲁西地区虚拟变量;影响农户是否遭受供给型配给的因素主要有:上年家庭纯收入、上年非农收入比重、家庭经营耕地面积、上年礼金支出、是否获得过正规渠道贷款、到银行网点距离、正规金融市场效率、正规金融市场规模、鲁中地区虚拟变量和苏南地区虚拟变量。     

农户信贷需求和融资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324户农户的调查

根据陕西省324户农户的实际调查数据,对样本农户的信贷需求和融资选择偏好进行分析,并运用多项logit模型估计影响农户融资选择偏好的因素,以及不同信贷偏好类型之间的相对风险比(RRR)。结果表明,64.51%的样本农户具有贷款需求,且生活性贷款需求高于生产性贷款需求;农户贷款选择顺序第一位是亲朋好友,其次是信用社和银行。贷款经历对所有选择偏好都有显著影响;总收入越高、农业收入比例越高,农户更偏好于选择正规机构;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固定资产价值越高,越偏好于选择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数量对非正规渠道融资影响不显著。     

数字化赋能：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信贷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方法的检验和分析

“互联网+”能否赋能农村金融发展,进而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对激发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的面板数据,采用条件混合回归(CMP)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信贷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互联网使用能缓解农户信贷约束,使用互联网使农户获得信贷的概率和规模分别增加5.48%和31.18%。其中,互联网使用使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概率和规模分别提高6.45%和43.22%,但对农户非正规信贷影响不显著,说明缓解农户信贷约束主要体现在正规信贷层面。进一步地,通过多维度的农户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在中等收入以上、有外出务工和中等经营规模以上农户群体内作用强度更大且更显著,表明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信贷上存在“精英俘获”现象,且在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上具有差异。而且,在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和变量设置偏差后,结果依然稳健。因此,发展并普及互联网对完善农村信贷市场、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成效显著,应充分激发“互联网+”赋能农业的活力,但也要重视“非精英”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共享发展问题。     

再议农户信贷需求及其信贷可得性

21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和金融部门推进普惠金融的力度不断强化,但是,农户的信贷需求及其满足情况如何?农户信贷可获得性怎么样?本文通过三省9县1730户农户家庭的调研数据,研究表明,农户信贷需求依旧旺盛,非正规信贷仍然是农户满足信贷需求的主要渠道,农户信贷配给仍较严重,抵押和担保仍然是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主要方式,农户正规信贷可获得性仍然较低,同时,农户金融服务的自我排斥程度仍然较高。不同生产经营方式和收入层次的农户、小规模农户的信贷需求,都依旧比较旺盛。为了提升农户信贷可获得性,有必要从金融供给角度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管制、整合县域金融监管、实施有利于提升农户和小微企业的特殊性金融制度安排,并从需求侧进行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