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依法治村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但我国广大农村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因此,若实现依法治国,必须首先实现依法治农、依法治村。即应从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四个环节上下功夫,建立健全村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促进村民自我管理,并同农村其他工作相结合,形成合力。     

北山现象——宁海城关北山村依法治村纪事

春节回家过年的在外地工作的北山人发现老家多了一样新鲜事，那就是村里发到每户的《北山村村民手册》。《手册》内容丰富，有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间纠纷调解工作制度、村干部和村民学法制度等。这是北山村在推进依法治村工作中的一个创新。有位北山村老人双手捧着《村民手册》激动地告诉我：这是我们北山人自己的《手册》，包含着北山972名村民的共同愿望，标志着北山人有了自己办事的尺子!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关系失调的原因探析

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及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失调，主要表现在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现象和村委会对乡镇政府干预的偏离回应。本文从“乡政村治”格局下乡村关系失调的表现出发，分析其原因。     

村域现代化与村民选举制度关系浅析

文章主要讲述了村民选举制度对于村域现代化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村落精英将村域现代化和村民选举制联系起来,文章认为村域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村落精英,而村落精英的寻找和培育关键在于村民选举制度的推广。同时村域现代化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村民选举制和民主制的完善。     

“合作共治”——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模式

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政社分设、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演进发展阶段.新形势下,“乡政村治”面临着二元权力不能有效衔接、利益主体不能合理平衡和多重关系不能科学协调等现实难题,使乡村治理陷入了一定的治理困境.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共治”态势,实现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对接和融合,是走出“乡政村治”面临困境的一个优化模式.     

1949-1956年中国农村社会治理镜像分析——基于“依法治村”的认识视角

1949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讲比较重视法制建设,对如何"依法治村"进行了积极的可贵地探索。以《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为标志开创了中国法制的新纪元;以《中国土地法大纲》为法律准绳,在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并成立人民法庭依法判决土地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一化三改"的立法体系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法律支撑。在我们肯定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依法治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深刻地认识到这期间开展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运动对以后的治国理政产生的负面影响。     

天宫乡治村的群众路线

"没有开展这些活动的时候,很多干部的服务意识不强,认为现在的干部没有什么好处。村民也是大法不犯,小错不断,认为不管你村里还是乡里,都拿我没办法。"四川省阆中市天宫乡乡长钟源说。钟源说的这些活动,是天宫乡目前实行的民主治村工作方法。具体说来,就是用村规民约对村民进行约束、干部进行评等、党员进行评星。这一工作方法,让天宫乡评出了满意、评出了动力、也评出了乡村美丽。村规民约:约束村民的规定制定村规民约要达到的目的,是法不及而秩序井然,是依法治村的有     

农村经济精英与村域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精英逐渐成为农村众多精英中的主流精英，也成为村域发展的一支新型带动力量。文章运用文献的方法，在综述基础上指出了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精英的概念、类型、发展现状及在村域发展中的作用，总结提出村域发展不同阶段农村经济精英的不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目前该方面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域。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社会管制的镜像分析及其现实启示——基于中共对“阶级斗争”认识的视角

在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社会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的专政管制的30年.从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阶级斗争”逐渐泛化的进程.在这个“阶级斗争”泛化的进程中中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适应“阶级斗争”治村的组织建制,一方面是中共派驻农村的工作队,另一方面是村庄内部的组织机构比如治保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和民兵组织等.改革开放前30年的“阶级斗争”治村为今天依法治村及十八届四中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决议”提供了现实的借鉴意义.     

建设坝地精种田 输出劳力多挣钱——米脂县对岔村沟坡兼治

对岔村的水土保持始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积极探索,从80年代开始走上了治沟与治坡结合,治理与开发利用并重,工程、生物、耕作三大措施配套的治理之路,创出了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针对不同地貌单元设三道防线,即“梁峁缓坡修梯田,陡坡耕地种林草,沟道里头打库坝”的治理模式,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截至2002年,全村已修梯田1090亩,打坝15座,淤地坝290亩,建蓄水池3座,蓄水4.7万立方米,灌地120余亩,人均“三田”1.5亩,栽植经济林1550亩,人均1.5亩,营造乔木林200亩,灌木林1428亩,种草1400亩,治理面积4.05平方公里,治理度达79.4％。     

宋军民:打造蓝田第一村

蓝田县汤峪镇塘子村位于终南山脚,是汤峪镇政府所在地.全村4个村民小组,256户,辖区总人口2560人.     

影响西北地区民族乡村治理的经济因素研究

“乡政村治”作为我国农村地区的治理模式已经走过二十一余年的历程.相较于全国而言,西北民族乡村地区长久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好地施行“乡政村治”,进而推动西北民族乡村地区社会的整体前进,从三个方面浅析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走近"富人治村"

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由“能人治村”到“富人治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在陕西提起“富人治村”仍是遮遮掩掩，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时逢村委会换届，“富人治村”到底是利是弊?它给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哪些现实的课题?     

浅谈依法治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依法治村，实际上就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在提高全民法制意识的基础上，按照法律、法规来规范、管理各项工作，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实行村民自治。抓住村民反映比较强烈的“社会治安、土地转让、草原承包等难点”、“疑点”和“热点”问题，实行综合治理，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地推行依法治理工作。切实改变管理农村事务方式，把法律交给农民，把权利交给农民，同时也是一个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约束、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     

从“乡政村治”到“县政乡治”——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模式再探讨

现行农村基层"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已经不可持续.在中央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新政策的形势下,应当考虑进行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在乡镇实行基层地方自治即社区自治,建立乡镇长直接选举的基层自治政府,这种"县政、乡治、村派"的治理结构,符合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新农村建设.     

两年村财镇监督:大庄镇村村有了"明白账"

农村财务问题一直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诱发农村各种矛盾的主要根源。武功县大庄镇从2002年以来,在全镇34个行政村全推行“村财镇监督”制度,探索出了新时期规范农村财务管理的有效途径。     

依法治村与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施行,为依法治村提供了依据.<组织法>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明确规定了党支部在依法治村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依法治村与党支部发挥领导作用核心,是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关键,本文就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作粗浅的论述.     

依法治村民受益

福建省松溪县溪东乡古村两委从抓自身法治建设入手,建立完善必要的制度,以制度规范村干部行为,以制度推进依法治村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村干部作风和民风的转变。建立民主议事制度。村里的大小决策,先由村两委提出,再召集村民代表会议研讨表决,最后将表决情况在村务公开栏上通告     

大变局下的翟城村治实践及思想(1904～1926)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变迁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所沉积的矛盾都是前所未有的.故有人指出,"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是中国广大农民贫穷化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河北定县翟城村开创村庄自治,以兴办教育事业,发展村庄经济、改善乡村公共卫生、改良乡风民俗以及共同保卫和灾荒救济为主要内容,使得村庄发展,村民生活改善,在当时乱象丛生、经济凋敝的村落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成为名噪一时的"明星村".     

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基于河南省西万村农地"整村流转"模式的思考

我国农地实行规模化经营已迫在眉睫,但现存农地制度中存在农地所有权界定不清、土地流转中制度不完善和操作不规范以及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不健全等不利因素,阻碍了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文章通过对沁阳市西万村农地"整村流转"的调查,分析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推进农地规模经营的相关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