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规模与年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3—200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规模与成长的关系不符合Gibrat法则,即规模并不是独立于成长的变量;（2）总体上,规模对于企业成长有正面影响,规模越大的企业成长率越高;（3）年龄对于企业成长有负面影响,年龄越大的企业其成长率越低。本文基于各细分行业的研究样本进一步发现,规模和年龄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在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有所不同。     

企业异质性与产业创新能力——基于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实证检验

异质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基于异质性衡量方法的比较,选择修正后的欧氏距离法对我国工业行业中企业的异质性加以测算。以2006年36个工业行业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就企业异质性与产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企业异质性对产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异质性程度越高,产业创新能力越强;控制变量方面,研发投入和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也比较显著,研发强度越大,行业内企业数量越多,越有利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生产者服务业逐渐从制造业领域分离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通过分析国际分工的演进脉络,论述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对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提出我国应从战略高度重视发展生产者服务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的外部环境优化,进而促进内部服务业外部化;加强研发、营销环节的发展,促进企业的竞争战略由综合竞争力向核心竞争力转变.     

市场需求与中国制造业代工超越——基于GVC与NVC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市场需求因素出发,结合中国的统计数据与现实案例分析后发现,GVC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其在销售终端渠道的品牌势力与市场需求控制力,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俘获效应、用工压榨效应、消费遏制效应以及制度效应,降低并压制了中国本土制造企业超越代工的主动性与可能性;而在外生冲击条件下,通过发挥本土市场需求效应来构建NVC可能是中国制造业实现代工超越的现实路径。     

品牌2—8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一个问题

中国国际制造业中心如何实现和自主品牌战略如何实施存在理论分歧。本文基于新的国际分工形态,实证研究代工生产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归纳和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或品牌结构2—8律。这一规律的发现,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具有裨益。     

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与母国出口

与制造业外流FDI不同,服务业FDI不会刺激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资本、原材料等的出口,但会从总体上提高母公司的出口竞争力。随着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日渐提高,服务业跨国公司重构服务业国际生产,有时能利用国际企业内分工提高整体竞争力。     

经理层持股、企业特征与公司价值

本文以沪深两市370家上市公司为对象,在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后,对经理层持股水平与公司价值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国外有关经理层持股水平与企业价值非线性相关的结论在我国并不适用,经理层持股水平虽然与企业价值线性相关,但这种关系极不稳定,受样本异常点的影响;企业规模越大、负债水平越高以及董事长兼任总经理都会带来企业价值的降低,成长能力越强、上市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     

企业商业信用水平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性研究--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从供给视角,选取2008—2012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企业规模、借款比例和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之间存在 U 型二次曲线函数关系,而商业信用需求与供给之间是倒U 型二次曲线关系。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商业信用需求越低,商业信用供给越多;地区信任度越高,商业信用需求越大,商业信用供给也越多。此外,将样本按照地区不同划分子样本再次检验并加以对比,因地区发展情况的不同,结论略有不同。     

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

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市场结构视角,借助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规模、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企业相对规模扩大会提升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进而降低其劳动收入份额;其次,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再次,通过比较中国大企业的应有规模和实际规模,发现差别化政策的存在致使部分大企业的实际规模大于其应有规模,出现资源误置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无谓损失;最后,基于Shapley方法分解的结果显示,企业相对规模与行业市场集中度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其贡献度仅次于利润率和有偏技术进步因素,且明显大于其他因素.研究结论为理解市场结构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理论证据,也将有助于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政策启示.     

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效率乃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根据28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制造业整体相比,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更大;将服务贸易分类考察时发现高技术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作用更显著;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力影响存在差异。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评估偏差的实证研究——基于2007-2010年上市公司数据

资产评估偏差程度是资产评估合理性的重要参考.本文主要从公司资产类型角度,基于我国2007-2010年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利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实证研究不同因素对资产评估偏差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增值率等六个因素值越高,资产评估增值率越高;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比重越大,企业规模越大,资产评估增值率越低;评估方法不同,资产增值率不同;评估基准日不同,资产增值率差异不大.     

企业异质性与跨国并购——基于我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的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汤姆森全球并购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全新的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的因素。研究发现:生产率与跨国并购显著负相关,且二者还具有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国有、外商投资的所有权性质会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的倾向,规模越大、资本密度越高、负债率越低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概率越高。在不同发展水平的东道国、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研究期间的情形下,只有国有的所有权属性对跨国并购均有显著且为正的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与债务违约风险——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7—2019年沪深2 046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二值混合模型，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加剧制造业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对其债务违约风险产生作用。异质性因素考察结果发现，外部融资能力能够显著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规模越小的企业其债务违约风险越容易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审计委员会特征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

本文以2009年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设立时间越长、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可能性越小。进一步将内部控制缺陷划分为整体缺陷、具体缺陷、设计缺陷和执行缺陷四种类型,研究发现,设立时间越长、规模越大的审计委员会对四种类型缺陷的抑制作用都越强,独立性越强的审计委员会对除整体缺陷之外的其他三类缺陷的抑制作用越强,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越强对设计缺陷的抑制作用越强。     

不同目标企业的并购绩效存在差异吗？——对我国2005—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分析

在经济调整期,企业会选择并购来实现转型升级和改善绩效。以2005—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并购前后企业资本绩效和财务绩效是否发生变化,同时比较分析并购科技型企业与并购非科技型企业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并购绩效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在短期内抬升了股价（资本绩效）,但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率（财务绩效）下滑;导致资本绩效提升的主要因素是股票市场和投资者动机,而与并购事件性质和并购企业经营状况无关;导致财务绩效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并购规模和企业财务杠杆,并购规模越大、企业财务杠杆比例越高则财务绩效下降越明显;并购科技型企业与非科技型企业的绩效差异主要体现在财务绩效上,并购非科技型企业财务绩效下降明显,而并购科技型企业无明显下降。并购企业应选择能为本企业带来新技术和新管理经验、能真正产生规模正效应的目标企业进行并购。     

战略差异度、女性高管与企业成本粘性——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年～2014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战略差异度、女性高管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基于代理问题及对未来的过度乐观预期,管理者会选择和同行之间具有较大差异度的战略,从而引起企业经营业绩的大幅波动,导致成本粘性问题,即战略差异度与成本粘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战略差异度越高,成本粘性越高;而女性高管对这一关系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女性高管的存在能够显著改善战略差异度对于企业成本结构的负面影响,并且女性高管数量越多,职位越高,这种负向的调节效应越明显.     

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创新能力与品牌竞争力

将企业家社会资本分为政治社会资本和商业社会资本,构建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创新能力—品牌竞争力的理论框架,实证分析企业家两类社会资本对品牌竞争力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政治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品牌竞争力,且企业创新能力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品牌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关系的测度

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行业,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在研究两者的文献中,所选取的变量也有所不同,本文选取企业的销售额替代企业规模,选取企业研究开发投入替代技术创新。根据英国贸工部的统计数据,选取汽车制造业和工程及机械行业进行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多项式回归。得出结论:汽车制造业的规模越大,其技术创新也越强;工程及机械行业则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技术创新规模范围,在该范围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较强。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谜——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GMM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生产率之谜"根源之一在于企业金融化行为,表现为企业越来越偏好配置金融资产。理论上,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储蓄"和"挤出"的双重作用机制。进一步地,基于2008-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GMM方法,实证了"生产率之谜"来自金融化假说的一个解释。实证结果显示：（1）金融资产配置与TFP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资产配置在"TFP增速下降"之谜中扮演了促进因子的角色;（2）金融资产配置的挤出效应大于储蓄效应,表明企业套利动机强于储蓄动机,意味着长期来看TFP增长动力趋于弱化;（3）对TFP作用大小随企业所有权性质呈现出较大差异,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储蓄"效应更加显著,而国有制造业企业则更多的是挤出效应;（4）融资约束越小、杠杆率越高、机构投资者越集中、企业规模越大和托宾Q值越低的企业更加偏好金融资产配置,其通过"挤出"效应而对TFP的负向作用也越大。因此,警惕企业金融活动的过度化,并采用差别化的"疏""堵"结合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制造业企业能"安心做好主业"。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谜——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GMM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生产率之谜"根源之一在于企业金融化行为,表现为企业越来越偏好配置金融资产。理论上,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储蓄"和"挤出"的双重作用机制。进一步地,基于2008-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GMM方法,实证了"生产率之谜"来自金融化假说的一个解释。实证结果显示：（1）金融资产配置与TFP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资产配置在"TFP增速下降"之谜中扮演了促进因子的角色;（2）金融资产配置的挤出效应大于储蓄效应,表明企业套利动机强于储蓄动机,意味着长期来看TFP增长动力趋于弱化;（3）对TFP作用大小随企业所有权性质呈现出较大差异,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储蓄"效应更加显著,而国有制造业企业则更多的是挤出效应;（4）融资约束越小、杠杆率越高、机构投资者越集中、企业规模越大和托宾Q值越低的企业更加偏好金融资产配置,其通过"挤出"效应而对TFP的负向作用也越大。因此,警惕企业金融活动的过度化,并采用差别化的"疏""堵"结合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制造业企业能"安心做好主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