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与公共服务供给——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省级样本地区1993—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分别为倒U型和正U型;地方官员的晋升环境越好,并不必然带来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分税制改革、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显著影响;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中闼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仅取决于公众需求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设计和支出偏好。     

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已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财政分权体制,近年来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许多体制结构的问题,其中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分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及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以期对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所借鉴.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科教文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财政激励,本文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科教文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文教卫类公共服务供给有促进作用,但地方自有财政收入与其却呈反向关系,这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教科卫类公共服务供给起到积极作用。     

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

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且也是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履职尽责的重要机制。面对中国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的现实,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行为产生有效激励?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筹资机制还是分配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供给,强化地区间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约束力,而且超过门槛值的支出补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但又背离分权改革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实现纵向转移支付向横向转移支付转变,减少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转移支付筹资和分配分离造成地方政府错误评估支出决策的成本与收益。     

财政分权、财政能力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本文结合中国分税制改革变迁的实践,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公共服务产出模型,在控制相关内生变量的基础上,采用LSDV分析方法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进而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异化的GDP激励下,东部地区财政配置能力扭曲,更偏向于经济性产出,恶化了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境况,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西部地区较低的财政均衡水平弱化了财政汲取能力,进而导致了公共服务呈现供给不足的状态。     

财政分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财政分权制度安排来看,由于制度供给的缺失,自上而下形式,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留下了博弈空间,具体表现为财权争夺中的机会主义与商业化倾向和事权分担中的相互推诿,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中央政府要从多个方面完善财政分权制度,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公共服务缺失与公共政策公平性——《财政分权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评介

财政分权的优点在于其能够使公共服务更精确地符合居民的不同偏好.鉴于转移支付不完善等制度设计不完备,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内生的经济性激励被放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激励被弱化,所以单纯的分权并不能释放被抑制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财政分权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赵佳佳博士之专著,作者从中国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和财政分权体制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总量和效果,通过引入财政分权将公共品供给与经济体制机制联系起来,为公共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

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权事权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时期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必然要求。为此,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典型事实,采用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是其主要的作用路径,影响效应在不同类型的民生性公共服务中存在异质性;而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但转移支付也会通过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而强化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负向影响作用。鉴于此,应通过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等措施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的正向激励效应,切实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财政分权、公共部门效率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

文章基于财政分权与公共部门效率间关系在我国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以及国外相关研究尚不成熟的现实背景,首先从理论层面构建财政分权与公共部门效率之间倒“U”形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在构建财政分权组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种组合指标预测方法和Shannon-Spearman方法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水平重新进行测度;并将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以医疗卫生部门为例,采取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全面测度我国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三种效率指数;最后选择以财政分权作为门限变量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研究发现:(1)当财政分权位于第一和第二区域内,即分权水平小于0.5263时,财政分权水平的增加有利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但当财政分权从第一区制进入第二区域内,即分权水平位于0.3643与0.5263之间时,财政分权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激励效应出现下降.(2)当财政分权进入第三区域内,即分权水平大于0.5263时,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之间负相关,即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反而不利于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3)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之间的倒“U”形关系主要是通过影响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技术进步实现的.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面临地方财政纵向失衡的现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文章立足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在理论上对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但能通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正向促进作用,两者的总效应为负;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政府竞争强度及不同财力水平下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困境以及促进社会基本公共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理分析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动机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两大动力。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更快增长而激烈竞争。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长期忽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和城乡间、地区间的严重不平衡。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切实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     

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省直管县"改革一改以往"省-市-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为缓解内生性,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负面阻碍作用,但不同形式的分权影响有异质性,具体来说财权的下放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则不利于。②当地方政府自主权提高时,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偏好,使得当地基础设施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强地方软实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应减少,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导致在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③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并不再显著。据此,从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实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类指标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加强各县(市)政府间的合作,实现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向统一市场整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转型中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内在联系;进而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结构模型,在控制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内生关系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检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的推论:分权对"硬"公共品供给有明显加速作用,时"软"公共品供给有明显抑制作用;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分权速度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分权程度变化与政府行政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发展型政府"更偏好"硬"公共品供给,因而更偏好高分权.     

财政分权与地方医疗供给水平——基于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可以“手脚并用”的约束条件之下,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是一般性的结论.而在我国,“经济的增长与竞争”成为地方政府的约束条件之后,财政支出关注的对象倾向于经济而非民生类公共品似乎是合理的.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财政分权对医疗供给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剔除了“市场”方的供给因素,财政分权与医疗供给负相关;地方的财政能力对医疗供给有正的影响,而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与之负相关;医疗供给结构偏重于医疗设施的“硬件”增加而非医务人员的“软件”增加是一个普遍现象.     

财政分权对中国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其原因分析

主流财政分权理论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可以使地方政府提高本辖区内公共品的供给,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通过比较分权前后我国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提高教育的有效供给。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在中国不适用,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同时,由于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官员的任用采用上级委任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以经济增长为指标,这使得地方政府只对上负责,一味关注经济增长而忽略了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     

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组固定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了多维贫困、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多维贫困由健康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条件贫困三个维度构成,以多维贫困作为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代理指标。并结合分组固定效应模型与二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对由地方政府自主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值表示的财政分权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及贫困进行省际层面平衡面板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提高了公共服务可及性,但财政分权对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影响微弱;财政分权降低了多维贫困中的生活条件贫困,并没有使多维贫困中的教育及健康维度贫困下降;财政分权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对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没有显著影响,财政分权与多维贫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公共品多元供给视角下的财政分权: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科学界定财政分权取决于横向(即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公共品供给职能分工)和纵向(即中央-地方关系架构下的责权配置)两个维度相关变量的交互影响。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政府供给公共品结构偏差,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财政分权又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核心制度载体,优化财政分权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水平,所以,财政分权改革意义重大。因此,应按照横向维度为先、纵向维度为次的财政分权逻辑思路,拓展和深化财政分权的外延与内涵,从而提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的总体构想与政策选择。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了公共教育供给——基于理论模型与地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提升了中央财权的同时,却使地方政府事权负担加重。这种支出的财政分权可能使地方政府减少公共服务的供给,比如公共教育供给。文章首先分析了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然后构建理论模型,基于1996-2007年全国地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财政分权确实减少了公共教育供给。文章进一步做了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对比。依据分析结果,文章对改进公共教育供给提出了财政体制方面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对我国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

财政分权能否提高地方政府效率,有关文献看法不一。为此,笔者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此做实证研究。采用DEA方法衡量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并以财政收入的自主性衡量财政分权程度。通过对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效率进行Tob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U型。其他解释变量方面,各省市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地方政府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时间趋势变量与地方政府效率的关系为负相关。     

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励下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将大量可支配财力用于支持经济建设,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长期不足,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GDP高度繁荣的背后却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不足,亟需从完善体制机制入手,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第一,清晰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第二,实施政府财政层级改革;第三,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