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

财政体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具体体现。建国后我国的财政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阶段、财政包干体制阶段、分税制财政体制阶段、公共财政体制阶段,每一次财政体制发展阶段的调整既蕴涵着新制度的创新,又有旧制度的保留,财政体制在渐近式制度变迁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路径依赖。要破解财政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完善现行公共财政体制,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其基本思路是：推进财政制度的宪政变革,建立与完善本国的宪政体制,建构＂有限＂兼＂有效＂的现代政府;因地制宜实施政府层级改革,在区分经济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上,对政府架构进行变革;＂财政职能-财政体制-财政管理＂的改革三位一体协调共进,只有三者相互协调,才能保证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更加有效。     

论民生财政对公共财政的创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财政转型探索

随着经济的发展、体制的转轨、财力的增强,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应加快构建民生财政.民生财政是对经济建设财政的扬弃;是公共财政的创新和升华,是公共财政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新阶段.构建民生财政,是财政转型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应从理念、制度和体制三个方面推进财政创新.     

试析新财政体制与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领域也进行了相应的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下,由新财政改革的战略重心转向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改革。两者的改革不仅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体制不断走向正规化。本文旨在论述新财政体制改革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影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的具体措施,在改革理念的指导下,行政事业单位逐步趋向正规化、创新化。     

积极稳妥地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要求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财税体制和财税运行机制,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2005年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一、加快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部     

财源建设要基于公共财政思想

目前,各级财政都比较困难,摆脱财政困境的出路在于不断深化财政改革。财政改革的方向则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但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公共财政”即“吃饭财政”,使得“公共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在人们认识中大打折扣。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过程中,财政是否具有财源建设功能,基于“公共财政”思想的财源建设思路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公共财政”仍然具有财源建设功能 １．“公共财政”与“吃饭财政”相提并论是理论误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财政体制也由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公共财政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为市场经济提供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长期以来,我国不论是在财政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一直奉行以收定支的理财原则,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财政思想,致使支出管理严重滞后,这与公共财政以支定收的财政理念是相悖的。因此,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科学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范围,并以此为标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则成为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     

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研究

随着经济的建设，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变，财政类型也由传统的经济建设型财政向着公共财政转型。由此带来的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在我国公共财政转型的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对财政的支出进行相应的调整工作以此来适应当今社会的经济结构变化。本文将会着重研究关于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结构调整。     

依据公共财政要求如何规范政府收费管理的几点思考

一、建立与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下的政府收费机制,是政府收费规范化的方向(一)建立与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下政府规范化收费机制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对建立公共财政框架提出了明确要求。只有加快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制度和运行机制,才能尽快与国际通行的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也反映在政府收入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变上。收费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应遵循“服务—收费”…     

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加速转型期,作为一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财税体制也需要加快转型步伐,以便与之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然而现行财税体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内市场开放的需要,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不断完善的结果,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初步建立,有效地促进了财政从原来的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传统计划经济财政,向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公共财政转变。但是,面对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新形势,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现行财税政策越来越不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客观上要求加快制度化、规范化的进程;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要求财政体制要更加体现公平的原则,加大向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倾斜;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财政政策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做出更大贡献,从而使我国早日实现经济现代化。     

中国加速转型期的若干发展问题研究(下)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加速转型期,作为一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财税体制也需要加快转型步伐,以便与之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然而现行财税体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内市场开放的需要,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不断完善的结果,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初步建立,有效地促进了财政从原来的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传统计划经济财政,向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公共财政转变.但是,面对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新形势,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现行财税政策越来越不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客观上要求加快制度化、规范化的进程;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要求财政体制要更加体现公平的原则,加大向落后地区的政策支持倾斜;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财政政策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做出更大贡献,从而使我国早日实现经济现代化.     

Housing and credit market shocks: Exploring the role of rule-based Basel III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Basel III bank capital regulation attenuates fluctuations in housing and credit markets and fosters financial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We use a positive housing demand shock to mimic a housing market boom and a negative financial shock for credit squeeze and economic meltdow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le-based Basel III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requirement effectively attenuates fluctuations in housing and credit markets and prevents bubbles. In the case of a negative financial shock, i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magnitude of economic meltdown. Our analysi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Basel II to Basel III suggests that it is the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that effectively mitigates the pro-cyclicality of its predecessor, while the impact of the conservative buffer is marginal. In contrast to the credit-to-GDP ratio, the optimal polic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should adjust the capital requirement to changes in credit and output when implementing the counter-cyclical buffer.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tend the study by compa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ule-based Basel III with other macroprudential tools in achieving financial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中国金融与经济周期的测度与分析——兼论双重周期中的政策选择

本文采用了更为匹配样本数量的中低频域分析和拐点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金融周期。从单个变量的识别结果来看，信贷、信贷与GDP比例、M2和房地产价格均是识别中国金融周期的重要变量，而股价并非识别中国金融周期的代表性变量。综合的金融周期实证表明，金融周期的确是与传统经济周期所不同的一种内生的经济现象。金融周期普遍比用GDP识别出来的传统经济周期的持续期更长、振幅更大。中国的金融周期是先行于实体经济周期的。金融周期下行会对实体经济的复苏带来负面影响。宏观政策需要严格把握政策力度，确保双周期的平稳过渡。     

Non linear and asymmetric linkages between real growth in the Euro area and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conditions: New evidence

This paper deals with transition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financial market conditions affect re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uro area. The informational content of financial variables for predicting real economic growth is assessed, allowing for asymmetric responses to shocks. A nonlinear framework is developed based on a smooth transition model for which the effects of shocks can vary across business cycles when financial indicators modify both the endogenous and state variables. Global financial variables are shown to significantly affect real growth in the Euro area, particularly during periods of recession. Changes in stock market index and yield slope have asymmetric effects on real growth. In recessionary periods, the slope of the US yield curve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rowth in the Euro area.     

论基于民本经济的会计改革

会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制度环境因素变化而变革.社会主义社会,民本经济的发展成为必然,它是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趋向选择,推进人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社会化的内在需要.民本经济是以民为本,民众自主投资、自主运营、自我发展的经济.广义的民本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成份,而且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一种经济管理体制、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适应民本经济的发展要求,会计要对会计等式、财务管理目标、分配制度进行改革.     

金融转型、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

本文建立世代交叠模型,分析金融转型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选择以投资扩张和技术转移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后发国家促进技术进步的最优选择;当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来越近时,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将会转向技术创新。在转变过程中,后发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具有门槛效应。后发国家在前一阶段赖以进行投资扩张的金融体制,加上追赶型发展战略下地方政府的增长最大化冲动,可能会延迟后发国家向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转变。     

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与挑战

文章对中东欧经济转型进行了回顾,指出了中东欧经济转型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强调中东欧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此同时,目前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中东欧国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需要推动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领域的改革。     

金融漏损、效率修正与"反哺效应"——中国转轨经济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研究的新视角

在我国渐进式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在政府强控制金融与高额储蓄条件下,体制内经济体发生金融漏损并由体制外经济顺守,修正了金融初次配置效率,形成了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并存的结果。理论与实践表明,体制内金融的外向漏损间接支持了体制外经济的成长发展,形成了"反哺效应",构成了一个非正规的经济增长良性循环模式。文章从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了我国转轨过程中的金融漏损、效率修正与经济增长,对我国转轨经济中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应通过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加快民间金融发展等措施改进与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     

金融自由化、经济转轨与农民相对贫困的恶化

金融自由化通过如下机制影响农民相对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金融服务、金融发展和金融危机。转轨经济的特殊性使上述4个渠道都使农民相对收入增长受到不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再分配效应是不确定的。在转轨过程中,国有经济和国有银行从农村地区大规模撤退,减少了农民的金融机会和金融服务。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农民分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外部性的难度提高。金融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更是不利于农民。综合效应是,伴随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农民金融机会集合变窄,城乡收入差距快速扩大。     

中国大陆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体制正在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为了积极应对国外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大陆金融控股公司的现状与发展问题成为了国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正视其存在的问题,并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思路,这无疑会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动员效率

在渐进转型时期,我国微观主体效率总体低下,无法满足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协调一致的必要条件;依靠金融动员高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金融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是相当长时期内的现实选择。强控制金融下的高动员效率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也累积了巨额不良资产等严重问题,数量扩张型增长难以为继。随着各种经济社会条件变化,金融动员高效率让位、回归于金融配置高效率成为必然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