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我国目前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救济途径规定不明确,但是行政强制的执行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因此,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确定我国行政强制执行责任主体,然后采用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相结合的方式,继续完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救济制度,明确救济责任主体,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保障行政强制执行救济的及时,有效。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上升快、执行难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我国现行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是在总结各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其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主要价值取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难题,如案件数量的增多、案件类型的出新及执行难等。本文试图通过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上升快、执行难的成因分析,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思路。     

行政强制及相关概念的确正

行政强制正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国内学者对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以及即时强制的概念及种属关系并未达成一致见解。文章对行政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进行了还原及分类。认为行政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是作为行政法中的两个重要的并列概念。行政强制又分为一般行政强制与即时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执行又分为非诉行政强制执行及经过诉讼的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分别是行政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的方法和手段。     

人民银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选择

针对目前人民银行单一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的弊病,本文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人民银行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设想,并对人民银行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作了初步设计.     

税务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实践中因税务机关实施税务行政强制执行而引发的税务争讼案件不断增多。本文对税务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进行了国际比较后,针对我国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具体思路。     

税务行政执法应强化证据意识

随着依法行政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要有充足的根据，包括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税务行政执法也不例外，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实施税权管理、征收、强制执行及处罚等行政行为时必须有据而为，必须树立和强化证据意识，以确保每一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和有效。     

双向诉讼抑或单向诉讼？——行政协议诉讼的模式选择

我国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确立后,面临着解决行政协议内在的“双向”结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部分学者主张借鉴德式经验,构建整体双向诉讼制度,但这种诉讼结构与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结构存在冲突。从行政协议制度创设的路径模式上看,德国倾向于主观模式,法国则倾向于客观模式,主张借鉴德式经验实际也会与我国大量借鉴法国行政协议进行制度创设的事实相冲突。同时双向诉讼制度还会与我国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定位有所抵牾,以及存在“外源制约”等四个方面的困境。基于此,暂不宜将双向诉讼制度直接移植入法。可取的路径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单向行政协议诉讼制度。我国已有的制度具有兼容性,能够对行政协议的合约审查和强制执行机制进行吸收与调试,利用行政协议判例的累积构建公法合同规则体系。     

关于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研究报告（四）——政府会计的报告模式

关于政府会计报告,不同的国家和组织实施了不同的模式。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以资产负债表、预算执行情况和收入支出表为主体,报告重点是预算资金的收支情况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美国政府会计采取塔式双重观点的财务报告模式,报告政府业务活动成果和财务状况以及基金财务资源的管理、控制状况。国际会计     

试论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及其完善

行政调解是在行政主体的主持下,以法律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为依据,在坚持自愿原则基础上,在该行政主体行使的行政职权的范围内,对特定纠纷进行调解,以促使当事人双方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的调解制度,其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然而在目前迅速发展的社会中,该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分析介绍了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现状,并结合域外的相关可借鉴之处,提出了几条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措施。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从行政诉讼主体角度探析

行政主体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中国的,其后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与完善,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迎合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背景下的引入,使行政主体理论暴露出了严重的工具性,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尤其是＂谁主体谁被告＂的规则已经明显落后甚至阻碍了司法实践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构行政主体理论,建立行政行为理论,将行政行为作为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标准,从而更好地理清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的关系。     

行政事业单位加强预算管理研究

行政事业单位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组织,承担着既定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随着我国财政预算改革的进程,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对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加强重视,认真解决。     

俄罗斯行政垄断规制问题比较研究

俄罗斯保护竞争法对行政垄断有专门定义,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广泛,有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等,行为种类有单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之间及行政机关与经营者之间的行为,有作为也有不作为。俄罗斯反垄断署有立法、司法及行政执法权,能调查、审理并处罚行政垄断案件,且为行政垄断设置了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制度,规制行政垄断执法效率高、成本低。我国应重新界定行政垄断及其表现形式,调整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完善行政主体法律责任,建立独立权威的执法机构,以实现《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有效规制。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具有突出的生态特征,应自觉以行政生态理论为指导。为了适应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应着手构建行政区划的生态化模式,努力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着手合并乡镇,扩大县域范围,调整省级管辖范围,撤销地级市这一行政层级,使主体功能区划和行政区划统一起来。     

从“问责风暴”谈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还不健全,在制度设计和操作层面都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本文以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重点论述了行政问责制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相关对策.     

浅谈公共财政管理改革下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发展

我国政府会计一直以来采用预算会计模式,即一个预算单位为一个会计主体和报告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共财政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对预算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是预算会计的组成部分,为了适应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也需要适时调整.本文在公共财政管理改革的大背景下,简述了改革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影响,并阐述了新修订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核算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解决的建议,并分析了未来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发展趋势.     

行政事业单位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之探索

目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审计监督基本上是实行以内部审计为主,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相结合的模式。而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要求政府会计主体按权责发生制编制财务报告,这一重大改革将对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审计质量管理产生深刻的影响。审计监督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为此,本文在对我国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审计现状的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在行政事业单位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必要性和将产生的积极作用。并以目前地方医院、高校等非营利性组织机构和本人从事的交通建设工程领域开展的试点工作为例,探讨了在行政事业单位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这一理念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并通过分析这一理念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行政事业单位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改进建议。     

关于内控视角下完善行政单位预算管理的思考分析

完善内控管理措施对于提升行政单位预算管理水平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将从行政单位预算管理的概念入手,分析了行政单位预算管理中的常见问题。之后针对如何提升预算管理能力提出相关意见,并分别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评估与预算监督四个方面展开详细研究,希望为加快行政单位预算管理工作模式变革提供支持。     

外汇执法加处罚款是否可申请法院执行存争议

《行政处罚法》及《办案程序》均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作出了加处罚款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可采取下列措施：“一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是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研款；三是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办案程序》第四十条规定作出处罚的外汇局可采取下列措施“每日按罚没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财务管理视角下的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执行分析

随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公共财政理论作为基础的预算管理模式已经逐渐建立起来.预算执行对于行政事业单位进行预算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有利于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主要对财务管理视角下的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执行进行分析,介绍了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对财务管理的意义,指出预算管理的核心就是资金活动,并对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执行的新思路.     

“减损”的劳动权利——以G区劳动执行案件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权利未实现或部分得以实现的,都是劳动者权利的“减损”。关注劳动者权利在强制执行阶段的保障情况既是解决我国执行难问题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对劳动者权利保护研究逻辑的必然要求。一个都会区的法院从“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以来劳动执行案件的数据显示,进入强制执行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权利减损的状况较为严峻。统计检验发现,诉源因素与国家纠纷解决机构干预因素共同影响了劳动执行案件的执行效果,执行改革下我国劳动执行案件的执行效果呈现出明显的用人单位“分类化”“强法院弱仲裁”的权利保障分野以及“冷法律热政治”的裁执衔接运行特征。这些特征既验证了法经济学、法社会学与传统劳动关系研究中的丰富理论,也呈现了中国劳动执行中的独特理论问题。这些发现表明,尽管执行改革从主体、结构与工具上改变了我国劳动关系治理面貌,但我国劳动权利保护悖论与劳动关系治理逻辑的问题依然存在。因诉源因素对劳动执行效果的影响明显更高,未来应改变劳动关系治理逻辑,重视劳动争议诉源因素视角的改革,改善劳动争议纠纷解决机构的干预方式,双重发力共同提高我国劳动者权利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