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学界仍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剩余劳动力测算、人口流量与存量争论、工资上升原因解释及其他指标解读等方面对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据此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问题的方向.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东北三省劳动力市场研究

本文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东北三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利用1978年～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函数,之后利用计量分析结果估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并与农村部门的生存水准进行比较,最后再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结果表明,在东北三省当中吉林省接近刘易斯的转折点,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没有到刘易斯的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检验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成功转变为一元经济的转折点,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工资水平快速上升.本文对我国农业的制度工资决定和变动方式进行了探讨,并对转折点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尚没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的二元经济已经到达了标志着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的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刘易斯转折点”让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分析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发生明显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呈现“既过剩,又不足”、短缺与剩余并存的格局。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作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有利于缓解“刘易斯转折”到来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劳动力问题。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

本文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批评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判断。本文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以及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此外,本文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2010—2018年*

本文在准确界定乡村就业人员统计口径基础上，利用国家计生委2015年流出地监测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选择的多分类预测模型，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的AdaBoost算法，对2010—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研究结果发现，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3 692万，其中806%是以公开失业为表现形式的显性剩余劳动力；2018年农村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5 369万，其中能够向外出就业转移的相对剩余劳动力仅为1 051万。本文判断我国已经从总体上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且将持续面临农业生产劳动力紧张和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境。对此本文提出促进农业劳动力充分就业、提升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以及消除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障碍等政策建议。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来自农业生产部门的证据

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出发,可以得到多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本文在系统介绍这些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使用相对较为准确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其中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则分别采用了劳均农业净利润法和年工法。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判断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经过判断,认为根据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判断结果更为合理,中国在2005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关于中国民工荒问题的思考——基于对刘易斯模型的探究

针对中国近年来的民工荒问题,许多学者根据刘易斯模型提出了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结束的观点,另外一些学者则把刘易斯模型的特点与中国当前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特点相对应,从不同的角度反驳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笔者则从微观的角度结合新一代农民工的特征来分析"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一观点的不正确性,并针对当前的民工荒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充分利用业剩余劳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村——以湖南省为例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对人口流动模型的研究,刘易斯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理论,托达罗提出了在农村内部消化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国内的很多学者认为,将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惟一有效模式.     

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三个疑问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编者注     

经济全球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外向型工业化的失衡效应与加速效应

本文在介绍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在考虑转移成本以后,“准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这种提前形态与我国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有着密切关联。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向型工业化会产生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在导致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促使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本文通过实证检验提供了失衡效应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论研究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是否结束”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主要体现在对“拐点”概念认识、证明及数据选择上的分歧.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在于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城镇内部工资是否趋同”两大因素.沿着这一思路,我国呈现出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的特殊现象,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目前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作用的结果.     

福建泉港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在分析、估算福建泉港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数据,通过对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特征进行分析,能够找出制约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并提出有效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对策建议。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中国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传统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中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过度吸纳导致的农村空心化成为二元经济的最主要表征。治理农村空心化就是逐步消除经济二元性,应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转变成利润导向性产业,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

处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中国农业面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仍然要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力,保证农民收入与其他产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并在此前提下有效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政策措施来讲,应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将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更直接与农民收入挂钩;严格坚持现有农地所有权制度,通过鼓励使用权流转、发展农村合作和协作组织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倾斜的税收及金融政策促进农村工业发展.     

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非单向和线性的,而是由城乡相对实际收入导致的此消彼长过程。"民工荒"现象是在出口波动、农产品价格提高、城镇生活成本上升和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等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就业市场摩擦性现象,并不能说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中国剩余劳动力即将消失。理论测算表明,中国仍存在近1亿人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其二元经济转型仍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格局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