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运营费率问题研究

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因素模型对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运营费率与回报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运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从信息搜寻成本角度分析了运营费率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并对开放式基金的运营费率的设计安排提出建议。     

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运营费用与基金业绩实证研究

文章研究我国开放式基金运营费率的影响因子,以及其与基金业绩表现之间的关系,其中用Jensen’s alpha作为基金业绩的衡量指标,体现基金管理人的综合管理能力。通过对2009年运行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基金的运营费率与其业绩表现呈现非线性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基金的业绩越高,其运营费率越低,且降低幅度趋缓,说明为了维持较高的基金业绩表现,可能需要投入更高的边际成本。(2)基金的规模越大,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越高,基金运营费率越低;债券型基金的运营费率相对较低。     

关注公、私募基金

5月,沪深两市双双收跌,且跌幅较大,除了货币型基金以外,所有的基金都有出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指数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和封闭式基金都有5％以上的跌幅,而债券型基金和保本型基金也由于所持有的股票下跌的损失远大于债券上涨所带来的盈利,因此有所下跌。     

论公司型基金的制度安排

在分析契约型基金制度性缺陷的基础上,本文揭示了公司型基金的制度比较优势,认为完善基金治理结构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进一步发展的根本问题,公司型基金则是其有效的制度解,进而提出了中国公司型基金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债券型开放式基金申赎行为的实证研究

债券型基金和偏股型基金的投资对象有所不同,在其申赎行为的影响因素上也自然有所不同。文章对影响我国债券型基金申购和赎回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债券型基金的投资者中存在着"处置效应",也即是投资者倾向于赎回高收益率基金而持有低收益率基金,但并不存在收益率越高、净赎回越多的"赎回困惑"现象。另外,市场利率对债券型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也有重要影响。     

开放式LOF基金风险度量的实证研究——基于GARCH-VaR模型的方法

风险度量是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核心,VaR风险管理办法作为目前最普遍流行的风险管理工具,被广泛应用在各种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本文运用GARCH-VaR方法实证研究了开放式基金在收益率序列分别服从三种分布假设下,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VaR值,并进行了后测检验.结果表明,GARCH-VaR方法比传统静态VaR方法更适合描述基金风险程度,基于GED分布假设计算的VaR相比较正态分布和t分布所计算的VaR更能真实反应基金风险.股票型基金风险大于债券型基金风险,不同的基金类型在不同假设下的风险不尽相同.     

开放式基金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纵观世界基金业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从封闭式基金向开放式基金 的转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放式基金逐渐成为国际基金业的主流和发展趋势。美国1990年9月末共同基金（开放式基金）与封闭式基金资产总值比为16．7：1,规模分别为100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到1996年,两者比例上升到27．5：1,其资产总值分别为25392亿美元和1285亿美元;到1999年共同基金更高达7000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十年间美国经济连续增长,股市接连走高,共同基金功不可没。在日本,90年代以前单位型基金（类似于封闭式基金）占绝大多数,追加型基金（等同于开放式基金）还居于从属地位。但9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追加型基金资产;达到单位型基金资产的两倍左右。英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基金市场均有90％以上是开放式基金。     

10月市场或震荡趋强

9月份,指数表现为窄幅震荡,个股和板块的分化较大,偏股型基金整体上实现了正的平均净值增长率。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平均涨幅分别为2．52％和2．44％;封闭式基金净值平均涨幅为4．98％。主动管理的偏股型基金表现强于被动管理的指数型基金,原因在于市场延续了8月份以来的结构性行情,偏股型基金的配置仍集中于热点板块和个股,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债券型基金平均上涨0．27％、货币型基金小幅上涨0．16％。     

5只新批基金能否救市？

又有5只新基金获得发行批文：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基金、长信双利混合型基金、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基金、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基金、以及来自益民基金的一只债券型产品，将于近日展开集中募集。 截至发稿，这是自2月15日以来，监管部门连续第4个周五放行基金产品。在此震荡市中，新基金发行似已成常态。[编者按]     

投资攻略之保本基金

5月23日,国内首只“保本基金”——南方避险增值基金正式发行,该基金不仅是证券市场一种全新基金产品,而且使得基金市场进一步细分。目前,在我国的基金市场上,既有低风险低收益的债券型基金,还有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型基金、指数基金和伞型基金,而低风险较高收益的保本基金的推出让广大投资者有了更大的投资选择范围。南方避险增值基金“收益不封顶、本金不亏损”     

基于Spearman分析的中国开放式基金业绩持续性实证研究

许多普通投资者在对开放式基金进行选择时都会基于开放式基金业绩具有持续性的假定,通过对基金过去的业绩进行比较来判别基金的优劣,进而作出投资决策。文章应用Spearman相关分析的实证分析方法,对2003年12月31日之前成立的20只中国开放式基金的业绩进行了研究,旨在探讨开放式基金业绩具有持续性这一假定前提是否成立。结果表明,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在目前市场为弱式有效的情况下,中国开放式基金业绩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持续性,投资者在进行选择时并不需要太在意基金的历史业绩。     

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与潜在利益输送关系研究

本文从基金管理公司利益操纵及其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两个角度解释我国证券市场封闭式基金的折价交易现象,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市场确实对于潜在的利益输送有着负面的反应,一旦基金管理公司开始发行开放式基金,则该公司管理的封闭式基金折价率显著提高。证券公司控股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率也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封闭式基金。本文还就如何避免和减少利益操纵和利益输送行为提出若干建议,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封闭式基金的发展和规范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运作。     

我国开放式基金流动性风险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2只开放式基金为样本,运用非流动性指标来度量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风险,并采用VaR-GARCH模型对中国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风险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指标存在异方差性和尖峰厚尾性;在不同分布得出的VaR值中,根据GARCH-GED模型来计算VaR是最优的,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基金的流动性风险。     

基于截尾分布理论预测开放式基金大额赎回量

提出了开放式基金的巨额赎回量和大额赎回量的概念，将复合泊阿松分布和截尾分布理论运用在大额赎回量概率计算之中，得到了计算公式。由于开放式基金流动性风险主要来自于大额赎回量，因此使用截尾分布方法预测未来近期的大额赎回量更合适。推导出了正态分布下大额赎回量的期望和方差计算公式。为基金管理人合理规避这种流动性风险提供了一种预测方法。     

中国开放式基金赎回异象的实证研究

良好的业绩并没能使开放式基金摆脱赎回的困扰，本文采用2003—2005年季度数据对开放式基金赎回异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赎回异象一直存在，即业绩越好，赎回率越高。基金投资策略是影响赎回率重要因素：赫芬因德指数越高，赎回率越大；分红越多，赎回率越小。资本市场走势会影响投资者赎回选择；费率没有起到阻止赎回作用；一些老牌基金开始显示“品牌优势”。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开放式基金风险分析与评价模型构建

运用马克维茨评估σ指数法和β指数法对四只开放式基金的风险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基于单侧负收益率相对偏差比指标的基金风险评价模型。该模型侧重于资本市场趋势向下,对基金的亏损风险进行量化分析,使基金风险的评价反映投资者对于亏损更加敏感的心理。此外,对这四只基金的晨星评价结果、σ指数法、β指数法和基于单侧负收益率相对偏差比指标的基金风险评价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对比结果表明,本文新构建的方法在市场趋势下跌时具有更好的区分度。     

对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思考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村发展现代农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目前,新疆各种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不断涌现,并在引导农户进入市场、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发挥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但是新疆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受农户素质、运营资金、合作规模等因素的制约发展缓慢。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基于VaR—GARCH的基金风险研究

各种基金的投资理念和操作方式各有特点，其业绩和风险也大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投资基金的风险和收益进行评价。文章利用VaR—GARCH模型以及RAROC方法，基于65只样本基金2004年初至2006年底的数据，定量研究基金的风险。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基金的VaR值即使在同一考察期内也存在较大的差异。RAROC综合考虑了风险与收益两方面的因素。从总体上对基金的经营能力做出了评价，建议使用绝对VaR和RAROC指标综合考察基金的风险和收益。     

德国投资法的修订:基金公司参股PPP项目

在公私合作制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的背景下,作为推行这项新型制度安排的"后发国家",德国在该领域内后来居上,成果颇丰。其中《公私合作制促进法》的出台就是一项具有标志性的成果。该法通过对德国投资法律的修订,初步改善了开放式基金参股公私合作制项目的法律前提,但在公共基础设施基金的问题上,德国立法者的态度则相对保守。分析借鉴这些经验,对正在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