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对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民族八省区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以及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也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消费水平。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与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智慧化中的作用——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农业经营规模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农业智慧化水平指标,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直接作用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智慧农业发展;从间接作用机制来看,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发展的影响中产生了部分中介作用;农业经营规模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维度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价值

选取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作为样本,以实证方式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上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价值;环境不确定性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及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果更为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增收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科技提供金融服务，具备更为广泛的触达能力，从理论上讲，更有利于实现增收减贫。围绕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问题展开，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并用各地市 2011-2019 年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内在机理。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且差距逐年拉大，各地市发展水平分三个梯队，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差异最大。（2）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减贫有显著积极影响，收入增长是数字金融减贫的中介变量。（3）山东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随城镇化、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变化而变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这其中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需要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各个地区之间要保持紧密的合作,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基于2011—2020年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陕西省10个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泰尔指数对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变化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整体在时序上呈上升趋势，发展状况良好；二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发展不平衡，失调区域多分布于陕北和陕南地区，协调区域聚集在关中地区；陕西省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差异明显，差异主要来自区域内差异，同时关中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陕北和陕南地区。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为研究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2013—2022年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并验证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间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在近年来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先后出现了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一系列的新发展。从中小企业资产周转率的视角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以资产周转率来衡量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率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经过验证融资约束这个中介效应,结论也是成立的。中小企业合理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加快资金周转,还能在技术鞭策下加快数字化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获取、人力资本培训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功能效应,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3个细分指标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揭示了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完善的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农户创业规模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