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方式和发展途径具有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与周边不同地区、国家之间,都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运而生。作为东亚合作体系内的最有经济活力一个次区域合作系统,“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建对于加速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产生积极的影响。“泛珠三角”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个动力源,其合作模式有助于东亚合作框架的形成,有助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平衡,并大大促进了东亚的产业调整。此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还实现了多种社会制度之间经济的深度融合,启示亚洲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融合的基础所在。     

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

如何在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中既超越均势,又体现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呢?作者在比较了美国的“联盟安全模式”和东盟的“合作安全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另一种可能的东亚安全秩序:“协治(collaborativegovernance)”安全,即大国协作框架下共同治理的地区安全模式,由大国推动、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地区安全事务,因此形成一种可称之为地区安全社会的关系结构———从安全复合体到安全社会,最终走向安全共同体。中国借助区域一体化、通过“协治安全”模式重塑东亚安全秩序才是获得自身安全的战略之最优。     

东亚与欧盟区域的产品需求结构与贸易模式

东亚和欧盟分别表现为外需主导型和内需主导型的贸易模式。两种不同的贸易模式对经济发展产生着不同的影响。由于东亚区域对外部最终产品市场的严重依赖,所以,后危机时代下,东亚贸易模式转型的必要性更加明显。但是,东亚贸易模式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国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东亚多边合作的战略前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东亚多边合作与中国对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东亚合作因其背景和区域的特殊性,造成区域合作的局限性,概括起来说是全区域推进困难,公共品供应不足,大国领导缺位。东亚区域合作与欧盟不同,功能也不相同。这一地区广泛的区域合作更多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而欧盟的合作始于50年代。东亚区域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各国的发展和竞争导致了地区合作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区域化,国际政治多极化使亚太地区成为一极,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下,亚太地区更显得突出。东亚区域合作有安全合作的要求,这一点与其他地区不同。亚太区域的特殊性决定了东亚合作必须走自己的路。     

金融危机下东亚“出口导向”战略的重新思考

本文通过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梳理,认为东亚诸国与地区的战后外向制造业主导型增长模式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世界经济,从贸易数量、贸易结构和贸易体制上都对这一模式提出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外部环境制约强度、内部需求创造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向平衡型“出口导向”战略转变的能力,对未来东亚经济体能否持续快速、有效发展至关重要。     

日本难以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

目前“10＋3”机制仍只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始形态，它的发展与成熟有赖于地区大国间的精诚合作。而被人们普遍看作东亚经济合作主导力量的日本很难肩负起这一重大使命，这是因为：第一，日本严重缺乏亚洲认同；第二，日美联盟的存在使日本不会真正“返亚”；第三，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束缚了日本的手脚；第四，日本的“中国威胁论”使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抱有戒心。     

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十个判断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虽然起步很晚，但东亚将成为当今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活跃和最快的地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相此，将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无论东盟还是中日韩，谁都不应在这个进程中寻求主宰和领导地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两个重要特点是它内容及目标的广泛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它的成功将大大丰富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体系是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先驱者和奠基石。中国不但可以如期实现建成与东盟的自贸区的目标。而且还会成为推动合作进程的积极中坚力量。日本将结束长期以来的“脱亚入欧”态势，将重心逐渐转向东亚，并将成为这个地区最大的主体投资力量和引领经济科技高端发展的主导力量。东北亚三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将是最困难和最复杂的一个门槛，是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功败垂成的关键。印度正在引人注目地迅速加入到与东里建立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的行列中来，将会成为第四个10 1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印度的行动将会对俄罗斯和其他南亚及中亚国家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会加速到来。     

东盟与东亚经济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出现新地区主义发展趋势，其基本思想是在加强南北合作的基础上，在本地区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层次、有大国参与的多边自由贸易区，同时加强双边合作。在此背景下，东盟不断调整其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重视开放的、发展的地区主义，并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区域金融一体化以及货币合作不断深入.欧盟地区已经率先实现了欧元区货币统一从理论到实践的实质性转变,并且总体运作良好.而亚洲作为新兴的经济高速增长地区,也开始不断加强区域间的货币合作.在此当中,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贸易联系日趋紧密,且从现实角度看,该地区也是亚洲最有可能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东亚货币一体化问题还与我国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中国在此进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文章以最优货币理论为基础,对东亚货币合作问题进行探讨.     

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构建

与欧洲地区主义从中心到边缘的演进逻辑不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主要是从边缘到中心。两种地区主义逻辑的不同决定了东亚无法像欧洲那样协调解决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两大挑战。东亚要构建欧盟那样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就必须寻找替代路径。在东亚不能沿袭欧洲路径协调解决两大挑战的情况下,暂时同步搁置或冻结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问题,或许是一条现实可行的东亚之路。     

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探讨和路径选择

文章首先论述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然后通过比较货币合作的美元化模式和欧元模式，指出东亚货币合作模式应该是具有亚洲特色的、以“10 3”的合作机制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相结合的、多重的、动态的、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特征的渐进式模式；最后探讨了东亚货币合作模式的实现路径和阶段。     

后发经济体如何成功开放:从东亚模式到中国道路

文章尝试从国家能力视角分析东亚开放模式何以成功,以及中国开放的独特之处。基本史实梳理显示,东亚开放模式的本质特征是渐进开放和有序开放;在此基础上尝试解释东亚模式何以成功,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对外开放,渐进、有序是其固有特征,即使成功发挥"后发优势"压缩追赶进程也需要遵循一定规律,能否发现并遵循规律则反映了国家能力差异。中国在借鉴东亚渐进、有序成功开放经验的同时,亦从"双转型"后发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两个方面拓展了后发开放理论：一是按照"试验-推广"路径扩大开放是大国的可行选择;二是对于双转型经济体需要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最后探讨国家能力在中国开放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动态演化。     

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及展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货币合作的愿望日益高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体系初见端倪。但由于东亚地区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性,东亚货币合作的道路依然会障碍重重,因而需要分层次、分步骤地稳妥推进。作为该地区的大国,中国应在自我完善的同时,积极参与协调,大力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     

新地区主义范式及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解释

新地区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新的一波区域一体化进程,与此相对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也发生了从维纳范式向新地区主义范式的转变。Ethier的一个分析框架指出,区域中的内部国家和(B,E)类型的外部国家是新地区主义进程中的关键因素。据此,东亚新地区主义进程将依循“3”→“3+5”→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路径顺次展开。     

认知共同体与亚太地区第二轨道外交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倾向于从大国关系等结构性因素来探讨国际合作,而领导权是决定合作成败的关键。鉴于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关系存在严重不信任状态和安全结构的多元性,使得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出现结构性领导权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认知共同体——"第二轨道外交",凭借其对多边安全领域的知识权威,对官方的安全政策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利于地区认同的建构和合作制度的建立,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领导权缺失带来的制度疲软现象。作者拟以建构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两个典型案例,探讨第二轨道外交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认知建构和政策决策作用。     

“无声的协调”: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北大核心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诸多大国介入中亚事务而未导致该地区出现明显动荡的事实引人深思。这与大国在中亚同时存在明确的合作与“无声的协调”等互动模式有关。明确的合作主要存在于欧盟与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等行为体之间,“无声的协调”则普遍体现在诸多大国的日常互动中。迄今为止,“无声的协调”对于稳定中亚局势所具有的意义并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事实上,“无声的协调”是大国在中亚经由长期摸索和互动,通过遵循“潜规则”而形成的具有一定默契的合作。域外大国在中亚开展“无声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即遵守四个“潜规则”:不约而同地承认中亚国家的主权、默认俄罗斯在中亚具有特殊地位、尊重中亚国家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以及力促中亚的和平与稳定。“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的形成与中亚地理环境具有的多重二元性特征、大国在中亚形成了特定的权力结构和心态结构以及大国积极配合中亚国家追求其外交政策目标密切相关。鉴于以上因素具有较高稳定性,大国在中亚进行“无声的协调”有其延续性。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进程与利益分析

全力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盟国家一起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开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局面,是未来1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本文主要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进程、中国的承诺以及自由贸易区给双方带来的利益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与东盟国家历经6轮的谈判磋商中,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所表现出的灵活性、务实性,以及中国所做出的承诺,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推动双边经济合作的诚意、前瞻性以及一个大国所具有的气度。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而且对推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必将呈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     

东亚货币合作:一个简单的制度分析框架

本文尝试性地引入一个新的简单的货币理论研究框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演进机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即把影响东亚货币合作的因素嵌入到制度的“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最后导出一些对东亚货币合作进程较为有益的启示，如制定意向性的货币合作趋同标准、挖掘和宣扬东亚共同价值观、大力推进“硬制度装置”建设、中日担负起制度变迁的初级行为团体责任。     

外向依赖型经济与自主开放型经济──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应吸取的教训

目前有关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有所谓“东亚模式过时”论、“金融市场开放过早”与“开放过迟”的不同观点等等。综观这些国家从经济高速发展到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再到西方大国开出“解救危机”的药方的全过程，我认为，长期推行外向依赖型经济模式，是这些国家坠入大国“霸权主义一体化”陷阶的必然结果。一、世界经济全球化利用中的大国“霸权主义一体化”策略的陷阶世界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ZO世纪4G年代以来，由于以微电于、光纤通讯等信息技术为带头的新技术群的革命、殖民体系的瓦解…     

东亚经济合作：目标、模式与前景——兼谈中国的作用

本文中的东亚是指地理上的东亚和东南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20世纪末世界经济逐渐呈现西欧、北美、东亚"三足鼎立"的格局,但同西欧、北美相比,东亚依然是一个制度性经济合作较薄弱的地区,除正在成长中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外,东亚尚未形成正式的、覆盖面较大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不过,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催生的"10+3"似乎正在改写这一历史,此后东亚经济合作便被提上地区议事日程.然而到目前为止,东亚经济合作仍只处在形成共识阶段,并未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有鉴于此,对东亚经济合作的目标、模式以及前景等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