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冲击将深刻地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本文以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增加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来实现。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解发现，底层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合作创新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区块链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运用对合作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市场竞争机制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的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市场竞争对微观企业数字化变革的影响与渠道。本文以2014—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作为一项政策冲击,运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研究了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市场竞争机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增强管理层激励有效性、提高企业管理决策水平、强化企业创业导向这三条渠道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竞争机制对市场化程度更高、创新环境更好、成长期、数字化规模更大的企业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本文还发现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后最终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本文在理论上印证了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也为大力完善公平市场竞争制度以推动企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吗

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课题研究。本文基于2008-2021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效果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盈利能力，有效缓解了市场不确定性与现金流预期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本文研究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问题值得研究。文章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从个体企业层面,探究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都保持了显著;中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通过改善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在中介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组织管理和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管理层权力和企业技术水平都显著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中介效果。具体而言,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促进效果要比管理层权力较低的企业高10.13%;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促进效果要比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高25.82%。文章提出,在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的过程中,管理者应当重视对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保证资源的供给,同时营造鼓励创新、崇尚技术、支持变革的氛围;政府则应当在提供财政补贴、政策倾斜的同时,加强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支持,降低制造业企业获取针对性技术的门槛,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     

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来全面反映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梳理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八个特征事实，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内资企业、主板上市企业、有研发背景高管的企业样本中更明显。     

电子商务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兼论差异化管理层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

为明确电子商务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管理层激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运用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省域内电子商务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作用机制包括提升企业经营效率与缓解融资约束.管理层激励影响了电子商务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其中股权激励弱化了电子商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而货币薪酬激励则强化了上述关系.以上结果表明,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实现途径,电子商务可以通过改善经营运作效率与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风险决策,表现出对企业层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化税收征管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金税三期工程是一种数字化税收征管工具,它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来提高税务部门对企业经营状态的精准掌握与分析,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借助我国金税三期工程分批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于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水平、发挥规范治理作用两种机制抑制了企业研发操纵行为。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管理层短视主义不利于数字化税收征管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而管理层积极语调蕴含的信息有助于数字化税收征管抑制研发操纵行为。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研发操纵领域的影响因素识别研究,同时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部门监管方式创新、数字化税收征管的微观经济后果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审计如何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

高管薪酬激励是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治理机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影响着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通过实证检验高质量审计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机理，发现：高质量审计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显著增强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基于股权结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竞争战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股权制衡、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场竞争地位、创新强度能够强化高质量审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而管理层持股、市场竞争程度、政府关系将弱化这种影响。研究结果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影响因素领域、外部审计治理效应领域以及审计信号效用领域的研究，同时对优化高管薪酬激励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

本文以“信息惠民试点城市”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人才集聚为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拓展了新的动能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地理区位、城市等级、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信息惠民试点城市”政策对中西部城市、普通地级市、中小微企业、服务业的创业激励效果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科学评估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并为如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政策思路。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更好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从高管学术背景这一视角，探究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研发投入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合理搭配高管团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是在资本市场中获得投资者认同的重要途径。文章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通过工具变量法、熵平衡法等方法弱化内生性问题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得出，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能缓解融资约束与第一类、第二类代理成本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样本中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的激励效应更强；市场竞争程度和股权激励能够正向调节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金融集聚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分析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小微观构成,其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支撑。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位于初创期、成熟期的企业驱动效果更加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预期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三种传导路径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金融集聚更好释放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础条件,在金融监管强度大的地区中,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本项研究从新的视角为理解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集群效应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广东省制造业集群的调研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广东省关于“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调研及问卷数据,检验了产业集群归属是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同时探究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等不同情境下产业集群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有利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并提高数字化转型成效,且集群内的企业主攻生产制造环节更能充分发挥效能。产业集群的效应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三个方面体现出异质性,更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薄弱、中小民营和“专精特新”等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机制分析表明,产业集群通过共享技术研发、培训服务、同源供应商和订单分配等途径推动数字化转型,反映出集群的知识溢出、资源共享和交易匹配等三大效益机制。该研究以一手调研数据拓展了现有文献中对产业集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以机制分析揭示产业集群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和阶段差异,印证并深化产业集群理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企业“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推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     

金融去杠杆、股价变动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以 2010-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了股价变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金融去杠杆对两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价大幅变动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负向关系,金融去杠杆缓解了这种不利影响。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股价变动一方面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管理层的代理成本,二者共同作用减少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结论表明,国家应持续实施金融去杠杆调控,稳定股价变动,促进企业创新行为。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进口?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外贸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国际循环的关键抓手。文章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的合并样本，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进口规模，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企业所在地区、贸易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作用渠道方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企业进口增量提质，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时通过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渠道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拓展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性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进口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与进口贸易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投资和技术升级与结构转型的背景，考察对外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分析，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与专利数据检验了对外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问题，文章采用了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对外投资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投资对发明专利申请的贡献具有持续性，对非发明专利的贡献较小且不具有持续性。仅进行海外并购投资的企业，对外投资对其发明专利没有影响。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对外投资会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外部学习效应来促进企业创新。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