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与企业对外投资: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税收征管强度也在不断提升。那么，税收征管是否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呢？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本文利用"金税工程三期"政策上线这一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首次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增加企业纳税遵从度、促进"应收尽收"的税收征管政策冲击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并且这一结论在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并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安慰剂检验、更换样本周期、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等情况下依旧稳健。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增加了企业的避税动机，表现为企业偏好于向税率低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对外投资事件类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后，依据本文结论提出了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适度地提升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政策建议。     

“金税三期”税收征管对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

税收征管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手段,能够作用于公司经营环节,进而影响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由此影响到公司的审计费用。但目前鲜有文献研究税收征管对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工程推高了上市公司实际税率,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提高了审计师的业务风险,进而提高了审计费用。同时,"金税三期"工程强化涉税信息监管,提高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从而降低了审计费用。综合来看前者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大于后者,导致了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金税三期"工程对审计费用的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由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     

税收负担会阻碍企业创新吗?——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文章以税务稽查系统的改革-"金税工程三期"作为政策实验，利用上市公司2006-2016的年报数据，在双重差分模型下研究了"金税工程三期"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上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显著下降。进一步探讨内在机制，发现"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费用负担率，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金税三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非创新型企业和现金流不充裕的企业中，并且与"金税工程三期"试点版相比，"金税工程三期"优化版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这表明，税收负担的加重会阻碍企业创新，政府应当适当减轻企业税负负担，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数字化背景下智慧税务建设现实审视及推进策略

税务部门在公共服务体系中起着基础性、保障性、支柱性的作用,是政府机构构成中十分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建设智慧税务,推动税收征管现代化”是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我国的税收信息化建设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使用微型计算机辅助处理税收统计等纸质数据。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开始推行税收管理信息系统,这是我国电子政务工程“十二金”的核心系统之一,历经了金税一期、金税二期、金税三期,目前开始建设金税四期。金税三期实现了“以票管税”,智慧税务初步形成。金税四期则是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税务,实现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     

企业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与研发创新

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容忍是激励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视角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管理层因创新失败导致的薪酬降低和职业生涯风险，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管理层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容错机制”激励企业创新这一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高管持股数量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创新产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为如何提高管理层的创新积极性以及高质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税四期背景下企业税务管理数智化探究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于企业的日常运营及管理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新时期下需要企业提升其日常管理的信息化管理水平。随着我国税收征管体系的日臻完善以及现代企业管理要求,对于企业的财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金税四期工程即将上线,倒逼企业完成财务信息化改革,从而才能有效地规避税务风险。金税四期背景下,将改变目前“以票管税”的传统税收征管方式,其主要是通过完善企业业务开展中的纳税信息监控、上下游企业供应链的数据共享,为实现企业税务管理数智化开辟了全新的发展空间。金税四期背景下,通过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AI技术等信息化技术的有效应用,成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加强税务数智化管理、实现国家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将从金税四期工程简述入手,阐述金税四期背景下企业税务管理数智化的重要性的同时,揭示传统意义下企业税务管理存在的现实问题,最终对于金税四期背景下企业税务管理数智化先进性分析。从而为金税四期背景下,企业加强税务管理、实现数智化管理目标、有效规避税务风险,促进其更好地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研究

以 2009-2019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 DID 的方法，对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研发操纵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所得结论如下：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前者通过提升企业内控质量和区域监管水平两条机制对后者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较弱和操纵动机较强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缓解研发操纵对于企业专利质量和资产误定价的不利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数字化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本文以我国A股2010—2021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COM-B行为决策理论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公司税收遵从水平,该结果在经过内生性、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影响渠道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递效率（信息渠道）、增强内部控制有效性（治理渠道）、提升现金流水平和融资能力（资源渠道）促进公司税收遵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外部审计质量低、高管权力大和银行竞争度低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拓展性研究发现,良好的数字金融环境和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是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司税收遵从的重要外部条件。研究结论对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家税收资源配置、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启示意义。     

业绩承诺变更会影响企业研发费用操纵吗?

以 2011-2022年A股并购业绩承诺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业绩承诺变更对研发费用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业绩承诺变更加剧了上市公司研发费用操纵现象,且这一影响是通过激发高管机会主义、降低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实现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业绩承诺变更对研发费用操纵的影响在关联并购事件、主并方为国有企业、以及分析师关注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动机和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业绩承诺变更主要通过激发高管的政策迎合动机提高了研发费用操纵水平,而该行为使得企业获取了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     

税收征管信息化三大问题

近年来,随着金税工程、网上申报、网上认证等业务的开展,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在税收征管、税源管理领域得到了大范围的运用,大大提高了税收管理的效率。但是,从信息化的角度来看税收征管的现状,目前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     

数字化进程与企业风险防御：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

面对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合理控制风险是企业实现稳健经营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构建“数字化进程—动态能力提升—企业风险”理论框架,并运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企业风险防御的综合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进程显著抑制了企业风险水平。这一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赋能价值共创、改善内部控制和增强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进程影响企业风险的三条主要渠道。本文还发现,上述效应在国有企业、多元化程度较低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此外,数字化进程的风险抑制效应并未阻碍企业在研发投资领域的有效风险承担行为,而且在整体上对企业的短期经营绩效和长期市场反应都具有积极作用。本文深化了人们对企业风险水平决定因素的理解,也丰富了学界和业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本文基于 2013-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方法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范围规模效应、信息效应增强了企业的经营能力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3）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信用环境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会对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抑制效果产生影响。横向看,法律监管可以提高数字化的风险抑制效果;纵向看,经济政策波动越小、不确定性越低,可以显著强化数字化的财务风险抑制效果。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内部管理、人才培养、政策激励、全要素生产率四个角度就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提出建议。     

高铁开通影响企业税收激进度吗?——一项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文章以2010~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高铁开通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作用机理,并检验了不同公司治理水平下高铁开通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够抑制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基于公司内部治理水平的研究结果发现,高铁开通对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性在内部控制较好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文章突破税收激进行为的传统微观层面影响因素,基于地理经济学的视角探讨高铁开通与对上市公司税收激进行为的作用机理,为提升企业监督水平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金融去杠杆、股价变动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以 2010-2019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了股价变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金融去杠杆对两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股价大幅变动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负向关系,金融去杠杆缓解了这种不利影响。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股价变动一方面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管理层的代理成本,二者共同作用减少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结论表明,国家应持续实施金融去杠杆调控,稳定股价变动,促进企业创新行为。     

连锁股东与企业税收规避

本文以2010-2021 年中国中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连锁股东对中小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连锁股东会提高中小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体现为资源整合、信息驱动两大机制。动机识别检验表明,中小企业连锁股东增加企业税收规避的动机主要源于客观存在的融资约束。从企业特征来看,当企业的偿债能力、经营能力较弱时,连锁股东对中小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更为明显;非国有中小企业连锁股东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作用更加强烈。从外部环境特征来看,当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连锁股东会加剧中小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前,连锁股东对中小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连锁股东、企业税收规避的合力驱动有助于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地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陕西：国税抓好税收信息化建设项目政采

陕西省国税局紧紧围绕国家税务总局“没有税收信息化就没有税收现代化”的理念,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始终把税收信息化建设项目作为政府采购重中之重抓紧抓好,截至2015年8月底,该局集中采购中心实施了金税三期、数字人事及纳税人网校高配服务器、数字证书系统及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建设、金税网络主备线路租赁服务。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问题值得研究。文章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从个体企业层面,探究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都保持了显著;中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通过改善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在中介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组织管理和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管理层权力和企业技术水平都显著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中介效果。具体而言,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促进效果要比管理层权力较低的企业高10.13%;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促进效果要比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高25.82%。文章提出,在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的过程中,管理者应当重视对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保证资源的供给,同时营造鼓励创新、崇尚技术、支持变革的氛围;政府则应当在提供财政补贴、政策倾斜的同时,加强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支持,降低制造业企业获取针对性技术的门槛,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     

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现金持有水平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研发投入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效应;数字金融对不同规模和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该研究成果为推动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数字金融在企业中的助推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菲律宾三国税收征管的特色与借鉴

新加坡税收征管的特色是国内税务局实行董事会管理制度、纳税人的诚信管理制度和对纳税人进行奖励的制度。马来西亚税收征管的特色是自我评估系统。菲律宾税收征管的特色是对大户管理和纳税评估非常到位。我国应在现行"金税工程"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加强对纳税人申报情况的管理,并通过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核准纳税人申报收入和经营情况的准确性,防止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实现收入应收尽收的目标。同时,还应该利用各种形式的奖励办法,营造良好的纳税氛围,促使纳税人诚信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