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本文基于 2013-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机器学习方法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范围规模效应、信息效应增强了企业的经营能力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3）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信用环境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会对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抑制效果产生影响。横向看,法律监管可以提高数字化的风险抑制效果;纵向看,经济政策波动越小、不确定性越低,可以显著强化数字化的财务风险抑制效果。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内部管理、人才培养、政策激励、全要素生产率四个角度就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提出建议。     

服务贸易自由化、行业数字发展水平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基于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2014～2018年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和考察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而行业的数字化则强化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正向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行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降低企业中间品成本、压缩管理费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来讲，服务贸易开放和行业数字发展水平对经营时间长、规模大、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助推作用更为明显；从区域特征异质性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处于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外商投资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服务化进程的正向效应更为强烈。     

数字化税收征管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金税三期工程是一种数字化税收征管工具,它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来提高税务部门对企业经营状态的精准掌握与分析,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经营行为。借助我国金税三期工程分批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于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水平、发挥规范治理作用两种机制抑制了企业研发操纵行为。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管理层短视主义不利于数字化税收征管抑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而管理层积极语调蕴含的信息有助于数字化税收征管抑制研发操纵行为。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研发操纵领域的影响因素识别研究,同时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部门监管方式创新、数字化税收征管的微观经济后果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框架,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高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的公司驱动作用更大。机制路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化水平与企业效益——基于2 445家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服务化水平是促进和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参数.数字化转型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服务化水平,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化水平与企业效益的影响,收集了中国装备制造业2445家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资料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化水平和行业总体效益都逐渐提高,服务化水平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但比较弱.再细分6个分行业进行稳健性检验和比较分析,发现服务化水平的中介作用在6个分行业里只有部分中介效应甚至无中介效应.     

数字技术竞争、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竞争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负相关,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此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进步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正相关,产品替代能力较弱和技术进步较慢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发挥数字技术经济赋能效应的主要原因;拓展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化转型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要求更高。这些发现为中国企业参与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撑。     

加强民营企业内部控制风险防范的有效思考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由于其自身特点和外部环境影响,民营企业在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组织结构不合理、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员工意识不够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企业经营效率和运作效果,也会影响企业长远发展,因此加强民营企业内部控制风险防范尤为重要。加强民营企业内部控制风险防范,一方面内部控制可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运作效果,保障企业正常运营和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内部控制可帮助企业发现并控制内部风险,防范经济损失和法律风险从而提高企业整体风险防范能力。本文将从内部控制概念出发,探讨加强民营企业内部控制风险防范,以提高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环境治理效率综合指数，构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等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提升效应，且该结论通过了相应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制度环境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果和内在机理，为推进数字化发展、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改善制度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与研发创新

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容忍是激励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视角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管理层因创新失败导致的薪酬降低和职业生涯风险，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管理层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容错机制”激励企业创新这一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高管持股数量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创新产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为如何提高管理层的创新积极性以及高质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数字化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本文以我国A股2010—2021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COM-B行为决策理论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公司税收遵从水平,该结果在经过内生性、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影响渠道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递效率（信息渠道）、增强内部控制有效性（治理渠道）、提升现金流水平和融资能力（资源渠道）促进公司税收遵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外部审计质量低、高管权力大和银行竞争度低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拓展性研究发现,良好的数字金融环境和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是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司税收遵从的重要外部条件。研究结论对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家税收资源配置、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来全面反映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梳理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八个特征事实，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内资企业、主板上市企业、有研发背景高管的企业样本中更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有中介变量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ESG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且ESG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起作用,即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用;、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加显著;、不同区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效率提升程度中部＞东部＞西部。     

企业数字化能力：研究述评与展望

数字化能力被视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件与核心驱动能力。本文首先呈现了数字化能力研究的整体概况和演进脉络,提炼了数字化能力的概念内涵,并将其与IT能力、大数据能力概念进行辨析,同时剖析了数字化能力的不同维度构成。其次,从环境、组织和个体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能力的前因后果和作用机理,依据“影响因素—作用路径—影响效应”范式构建了数字化能力的整合性研究框架。最后,结合当前数字化能力研究中存在的空白,本文提出了未来应深化对数字化能力概念内涵理解、开发成熟测量量表、拓展研究情境、丰富研究方法、探索不同理论视角下影响机制研究。本文可以为后续开展基于中国情境的数字化能力研究提供思路和参考。     

数字化、专业化模式转型与企业生存风险

数字化、专业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表近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半参数 Cox 估计方法构建企业生存风险函数，分解企业生产经营的内部控制与外部环境因素。研究发现，专业化转型确实能延长企业的生存周期，而数字化转型却产生了背离预期现实的结果，即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生存风险。因而，企业应注重内部人员管控能力与企业经营能力，地方政府应提升并优化营商环境，进而发挥专业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市场潜力。     

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传承期绩效表现——来自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在遵循“数字化基础设施（ABCDM）—互联网商业模式—企业信息化建设”数字化逻辑的基础上，文章基于2017—2021年上市家族企业年报，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模型，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代际传承动态过程中绩效表现的影响机理，打开了差序格局情境下，中国两代人协同治理家族企业的数字化效益实证研究“黑箱”，对“为什么家族二代应该引领数字化变革”作出回应。结果表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减少冗余资源和弱化代理成本三重路径提升传承期绩效，但在不同传承和创新属性视角下表现出显著非对称性效果，即处于父辈掌权且子辈辅佐父辈阶段以及高创新强度的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与绩效驱动效应更强。实证结果为二代引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支持，同时为其在数字化情境下打破企业边界、优化业务流程、整合外部资源提出探索性建议。     

外资如何提高内资企业生产效率——“己厂效应”还是企业间溢出?

外资进入是否有助于我国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关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众多研究尚无一致结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差异样本数据的使用以及对企业内部技术溢出效应的忽视。本文使用我国1998~200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包括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角度检验了外资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讨论了市场化进程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在近177万份观测样本中发现,外资参股能够显著提高参股企业的生产效率水平,"己厂效应"为正;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的前向关联效应显著为正,但是后向关联并不显著;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的溢出作用是不确定的。进一步考察制度因素发现,在当前的市场化进程下,外国投资的正向溢出作用正在逐渐弱化。     

多元化与归核化战略转换机制与表现形式:动态一致性观点

文章在战略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及其他有关多元化与归核化相关文献的归纳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资源—环境—战略的动态一致性概念框架模型。研究发现,多元化与归核化战略转换的运行机理不仅是搜寻市场机会和规避市场风险的经营业务调整过程,实质是克服"核心刚性"、重塑或再造核心能力的过程,其动态转换的表现形式为多元化与归核化交替出现的"搜寻"或"逼近"资源—环境—战略最优匹配状态的过程。     

数字服务化战略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组织韧性视角

在数字情境下,制造商开始将数字化与服务化融合起来,形成数字服务化战略;组织韧性作为企业“转危为安”的关键要素,如何在数字服务化战略的影响下提升企业绩效值得深入探究。因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数字服务化的作用机制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探究了数字服务化、组织韧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环境不确定性在数字服务化战略与组织韧性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组织变革理论,还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以及更好地应对意外与危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机制建议。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外资自由化与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中间品市场的新发现

本文基于上游中间品市场的动态变化视角在理论上分析了外资自由化对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使用多期倍差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本文证实，外资自由化政策引致的外资流入将在短期内引起中间品市场竞争效应和长期中间品供给扩张效应：中间品市场竞争效应使得一部分本土企业原先的本地采购被挤出，进而转向进口市场，导致其出口DVAR下降；长期来看，外资流入产生的中间品需求刺激上游行业产能扩张和中间品价格下降，促使本土企业采取进口替代，进而抵消其对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动态效应，反映了外资流入冲击国内中间品市场、进而撬动上游行业扩张的动态进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种现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