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构成研究

自然保护地是国之重地,自然之精华,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最好载体。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应该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中国探索创新与借鉴国际经验并重的原则,着力突出中国传统山水文化、天人合一的中国自然保护制度,应符合中国的自然地理、自然资源、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国情。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应该是开放性的,而不应搞成一个封闭的类型体系,要为未来创新和探索发展留下位置和空间。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应该科学划分自然保护地事权,合理整合规范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完善的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标准体系。     

大数据在自然保护地中的运用

利用大数据能对自然保护地进行综合运用,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旅游、环境友好、文化等价值。目前,我国将大数据运用于自然保护地中的研究较少。由此,从传统自然保护地的政策、行业规范、管理、经济、信息化网络数据等方面分析了其在大数据方面运用的不足之处。并基于当下国家公园体制,梳理了自然保护地建设对大数据的需求。最后,从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潜在的自然保护地、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内部空间、生态安全等方面归纳了大数据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的作用,为我国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地提供了新的思路。     

保护自然,保护我们的生命乐园

正中办、国办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被普遍认为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保护进入深化改革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自然地保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见》出台,也使公众对自然保护地及其保护制度的关注与认知度随之大幅提高。公众对自然保护地的关注,本质上是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关注。作为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     

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管理的思考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笔者从理顺体制机制、关注宏观区域战略、聚焦自身科学规划3个方面,提出自然保护地有效管理的建议。     

自然保护地的资源特征及新分类系统下的管理策略

2019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在自然保护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如何在此新体系下,对自然保护地各类资源进行科学、精细的分类管理?本文通过分析自然保护地的现状资源特征,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自然保护地土地权属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土地权属问题是推进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目前,自然保护地土地权属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严重阻碍着自然保护地土地生态公益性的发挥.通过梳理和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地土地权属立法和管理实践可以发现我国自然保护地土地权属在立法、集体土地权益保护和管理实践方面存在着突出问题.立法机关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相关主体在自然保护地土地...     

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生态补偿调查研究

保护地与社区矛盾的普遍性使社区生态补偿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护地管理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基于实地调研,从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受偿认知两方面对中国大陆国家公园的实验地—普达措国家公园的社区生态补偿实施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生态补偿在资金渠道、补偿方式与补偿力度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在政策理念、制度设计、执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明显问题。总体而言,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生态补偿工作在公园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赢得了社区居民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的普遍支持,但生态补偿对生态建设与保护行为的激励功能还远未体现,当前的实施效果停留在表面层次,未涉及生态补偿之内核。     

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发展建议

为有效推进和保障海上辽宁建设,应该建立和完善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机制。针对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实践中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路径探究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事关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以及经济建设的实际效果,能够推动民族地区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积极探索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机制,丰富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加强民族群众的劳动技能培训,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是民族地区生态补偿路径的重要探索。     

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下风景名胜区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自1982年国家正式建立风景名胜区管理制度,确定了浙江省杭州西湖、富春江-新安江、雁荡山、普陀山等第一批44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通过近40年的努力,风景名胜区制度与体系逐渐成熟,在自然景观、名胜古迹保护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十九大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2019年6月两办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整合优化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构建新型分类体系,实施自然保护地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     

自然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时序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金石滩自然保护地为研究区域,运用综合指标评价模型研究金石滩生态承载力的时序变化,并对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金石滩自然保护地自2000～2015年生态承载力不断降低,生态系统环境状况不断下降。土地利用的变化是金石滩生态承载力变化的主要原因。本文通过对金石滩生态承载力的研究,以期为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长沙市郊山林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

对长沙市市郊山林保护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研究,以开福区东北片为例。在长沙大城北开发建设中,除了定位于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东北片区外,其他土地均被作为不同开发时期的建设用地。为此,建立东北片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平衡利益、有效发挥其生态功能的关键。在分析东北生态功能片区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提出建立东北区山林保护生态补偿步骤、对策及政策建议。     

构建高质量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高品质生态文化经济——在浙江省自然保护地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提纲

<正>浙江省自然保护地联合会于2022年6月正式成立,这对于推进浙江省自然保护地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全体务林人务必要做好自然保护地工作。切实扛起自然保护地工作的使命担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并亲自谋划、部署相关工作,为全体务林人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体务林人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切实增强做好自然保护地工作的责任感。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载体[1],也是国土空间中一类大尺度的生态空间,与生产、生活空间紧密联系,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就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中的四个子体系与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思考。     

基于合作收益的跨区域水源保护补偿额测算方法研究

通过Shapley值法,以合作收益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跨区域水源保护补偿额定量测算方法,并运用该方法计算了新安江流域上中游水源保护地的生态补偿额。结果表明,补偿额大于上游地区水源保护投入成本,可调动上游地区保护建设水源地的积极性,是一种较合理的补偿标准,可为今后流域内跨区域生态补偿额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     

创新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机制的思考——以江苏省为例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和民生福祉的重要战略任务。江苏省生态修复工作居于全国前列,但在制度体系构建、资金保障筹措、技术支撑引领、标准规范制定等诸多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文章通过梳理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内涵与基础理论,总结江苏省保护修复现状和典型做法,提出创新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机制的思路与举措:以明确指导思想、找准实施方向、创新实践方式等为思路,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多元投入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和动态检测体系,落实考核评价与督察执法体系。     

碳中和目标下东北黑土区耕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讨

我国提出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为耕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提供了全新视角。本文选取东北黑土区作为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的实践代表区进行了调查,并从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固碳潜力实现清单、建立纵向补偿机制和横向省际合作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建立以碳中和为目标导向的东北黑土区耕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     

中国自然保护领域的历史性变革

实施自然保护地统一设置、分类保护、分级管理、分区管控的"一统三分"体制设计,是构建新时期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核心内容。本文在系统阐述"一统三分"的内涵、要点和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对如何建立统一、规范、高效、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行了分析。     

自然保护地产权主体制度安排的思考——以云南省普达措国家公园和苍山洱海自然保护区为例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护地由各级各类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组成,是优质生态产品的重要载体。当前,自然保护地范围内,普遍存在国有和集体两类产权主体,两者之间主要通过租赁、征收、特许经营等制度安排达成合作,但往往存在稳定性差、制度成本高等问题。在调研云南省普达措国家公园和苍山洱海自然保护区后,笔者试图结合自然资源资产     

我国牧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研究

［目的］通过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牧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解决牧区近10年来主要实施的一系列生态治理项目和措施中存在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普遍偏低、政策缺少灵活性、监管体系不够完善、缺乏相应保障机制等问题。［方法］通过对国内有关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相关文献分类梳理,基于我国牧区草原生态环境现状,对比分析国内外实践,总结国外成功经验,定性分析补偿机制要素,对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述。［结果］我国牧区草原生态补偿主体应以各级政府为主; 补偿对象应包括牧区牧民、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者和建设者以及牧区地方政府; 因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而导致牧区和牧民的发展权受限由此产生的机会成本作为草原生态补偿标准; 补偿方式以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为主,以市场补偿为辅的组合模式。保障机制需完善法律法规、公众参与、监督管理、绩效评估等方面建设。［结论］我国牧区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须对补偿责任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及补偿保障机制等各要素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深入分析,才能确保草原生态补偿机制能够满足牧区实际需求,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