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R＆D全球化、FDI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基于我国的实证经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R＆D全球化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间的R＆D投资,而是呈现出更加分散化的趋势。其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力度逐年增加,并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纳入到全球R＆D体系中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主要是为适应当地市场而进行的技术改造或者为当地生产、销售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其全球研发网络的构建奠定基础。本文针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R＆D活动,重点研究其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体系的提升的作用机制及其产生的效应,并基于我国的经验数据,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与跨国公司R＆D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我国在R＆D全球化下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相关结论。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动因及广州对策研究

跨国公司在华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投资已经成为重要趋势。在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热潮中，中国珠三角经济中心一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在数量方面与北京和上海相差较大，而学者对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研究较少。本文将结合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动因和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影响因素，提出广州对策，进而加快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步伐，促进广州成为珠三角区域科技中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投资整备期跨国公司在华R＆D策略调整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跨国公司随着发展阶段的推进不断加大对我国的投资力度，在投资整备期，跨国公司为了巩固和完成其整体战略布局，加大了研发投资力度，调整对华R＆D投资策略，培养本土化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从而实现跨国公司R＆D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整备期跨国公司在华的R＆D投资策略的调整趋势，指出这种调整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南京市政府R&D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分析

本文在对技术知识存量的陈腐化率和R&D时间滞后的研究基础上,根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加入Paul·Romer在内生技术进步模型所认定的第三种生产要素,使模型的规模报酬递增,更符合现实的经济情况,对南京市及其他七个国内主要城市的R&D投资经济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提高南京市R&D投资经济效果和加快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跨国R＆D投资的区位选择与我国对外R＆D投资的区位战略

从R＆D的区位要求和跨国R＆D投资的动机可以构建出跨国R＆D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模型，由此分析得出我国对外R＆D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西进”战略、平衡战略和“内敛”战略。     

我国企业R＆D投资密度与融资政策的相关性研究

西方的融资决策理论认为，R＆D投资与企业的融资政策有着高度的相关性，R＆D投资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政策的选择。文章构建我国企业R＆D投资密度与融资政策的关系模型，以2006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R＆D投资与融资政策的关联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企业R＆D投资与融资政策显著相关，R＆D投资密度高的企业显示出低财务杠杆水平及高比例的短期负债水平。     

新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现实启示

本文主要分析了新增长理论中的R＆D增长模型及其最新发展，并阐述了其对中国政府实施研究与开发（R＆D）投资政策的现实性指导意义。     

R＆D投入、人力资源开发与跨国公司R＆D投资——来自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搜集省际层面相关数据基础上，运用计量方法，构建了R＆D投入、人力资源开发对跨国公司R＆D投资影响的计量分析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R＆D投入强度、人力资源开发状况对跨国公司R＆D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政策含义在于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应当增加我国自身R＆D投入，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     

税收激励及其对R＆D投资的影响研究概述

R＆D支出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自Paul Romer把R8LD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引入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之中以来，研发支出还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于R＆D活动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导致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R＆D投资。因此政府有必要运用财政手段刺激R＆D投资。而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具备一些优点被广泛采用。本文概述了目前国内外广泛采用的税收激励政策和理论研发的现状     

鼓励和规范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宏观政策研究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海外R＆D投资活动起步较晚，不仅规模较小、水平偏低、方式单一，而且在实践中还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障碍，亟需政府的规范和扶持。本文首先对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其次，分析了目前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在借鉴发达国家海外R＆D投资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鼓励和规范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宏观政策。     

科技创新与国防R＆D激励——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博弈分析

国防R＆D是国防科技创新的源泉。国防R＆D活动存在着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分摊成本和信息租金的增加。本文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对国防R＆D行为主体进行激励分析。通过构建政府与军队、军队与企业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博弈模型。揭示国防R＆D活动运行的内在机理以及投资低效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对国防R＆D活动激励机制进行了针对性设计，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对策性思考。     

新疆R＆D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新疆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新疆的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尽管新疆的R＆D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的长期效果不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经济增长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及R＆D投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状态调整的能力较强。为此,应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促进新疆经济快速发展。     

跨国公司R＆D全球化动机分析及我国的对策

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推动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R＆D）实行全球化战略。因此，了解有关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趋势、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动机对我国产业技术进步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同时对我国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提出政策性建议。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R＆D合作治理模式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及市场竞争加剧．R＆D作为获取竞争优势源泉，跨国公司将其在海外的投资比重有逐年增多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成为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新热点。由于R＆D合作可以降低研发风险，分担研发成本，避免重复研究，内部化研发溢出效应．更好地开发东道国市场，更及时跟踪东道国技术，可从东道国获取互补性资源等优点，因此，跨国公司改变过去高度集中的：在母国设立研发中心的传统布局模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利用研发资源，与东道国企业R＆D合作在治理模式选择上复杂多样。     

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沪的发展现状研究

本文分析了21世纪初,世界跨国公司纷纷在上海独资、合资、合作建立研发中心的现状、动机,以及对上海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深远影响。提出,在大力吸引跨国公司来沪进行R＆D投资的同时,又要防止跨国公司R＆D机构对本土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和企业技术战略发展的冲击;同时要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海外的R＆D投资,到科技发达国家或者地区设立R＆D机构,整合垒球R＆D资源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服务。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建立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安徽省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积极吸引FDI，增加人力资本、R＆D等方面的投资。     

跨国公司R＆D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对中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正确认识其影响的两面性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在促进跨国公司R＆D投资进一步推动中国技术水平提升的同时，能尽量减少消极影响。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与公司R＆D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6年的R＆D数据，对公司控股股东类型、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与公司R＆D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R＆D投资强度之间呈“N”型关系：对上市公司R＆D投资强度的激励效应由强到弱的股权类型依次为：私有产权控股、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股权制衡对公司R＆D投资强度的影响因控股股东性质不同和股权集中度的不同而不同。     

跨国公司R＆D技术溢出VS我国技术吸收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R＆D在华投资日益增多，代表着中国吸引外资已从单纯吸引资金逐步转移到引进先进技术上来。基于对跨国公司R＆D技术溢出在华的总体情况和积极影响的分析，揭示出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制约因素和我国技术吸收过程的障碍，对提高我国技术吸收能力有较大的启发。     

研发投入与我国地区工业发展差距

虽然我国经济已经持续快速增长了20多年,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却在不断扩大。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而后两者则取决于R＆D投入。在我国各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经费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导致我国地区工业发展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人均R＆D经费投入的不同,而与R＆D经费投入的强度则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相对于R＆D经费投入强度,我们更应该关注每名科技人员所获得的经费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