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更强烈吗?——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北京市20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从个体特征、就业收入情况、生活及家乡状况四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较为强烈,有62.35%的样本选择返乡。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性别、平均月收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其意愿存在显著负影响,归属感和是否有对象或配偶对于其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家乡就业机会和居住满意度等因素影响不显著。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8.9%;工作经验的平方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1年的正规教育,仅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业余文化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论解释了现阶段广大农村对基础教育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个体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以沈阳市为例北大核心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队伍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内专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基本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及结构、社会保障、进城务工原因、农民工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很少基于个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就业能力,所以本研究主要就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就业能力。     

个体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以沈阳市为例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队伍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内专家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基本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及结构、社会保障、进城务工原因、农民工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以及户籍制度等问题。很少基于个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就业能力,所以本研究主要就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就业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四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根据西北四省(区)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回归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例如年龄和婚姻状态对其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状况例如合理的劳动强度、安全的工作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因素例如务工动机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态度也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发展导向的务工动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禀赋中,良好的家庭条件、在本市务工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中部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计量经济模型,对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和性格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作用显著;所在村特征的地理环境、村打工人数,家庭情况的家庭经济状况、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情况的打工意愿、当前工作年数、打工稳定性,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及创业期望利润等均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基于个人特征、外出务工特征的分析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其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外出务工特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8.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其职业农民意愿选择影响整体不明显,只有性别因素影响显著;从外出务工特征看,职业类别、收入、城市社会关系网、流动迁移模式均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意愿相关,具体而言,务工职业层次和职业声望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务工收入水平越低者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在城市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广者倾向留城发展,举家外出务工者更倾向留城发展。     

社会结构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问题与对策——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

本文以河南新乡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创业现状以及创业障碍进行调查与分析。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两个层面分析如何从社会制度和个体素质出发,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提供积极的经济、社会和个体素质基础,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成功创业。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支持的可获性研究——基于江西1145份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1145份返乡农民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获取政府支持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工年龄、文化程度及职业技能状况等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获取政府支持的重要因素,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个数和可借款人数等弱关系网络对农民工获取政府支持有重要影响,而配偶及兄弟姐妹等强关系网络反而影响不大,家庭人均纯收入的高低也是影响农民工获取政府支持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意向选择分析——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为例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意向选择问题研究是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该文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农村劳动力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其当前就业意向性选择为切入点,对影响农村劳动力当前就业意向的不同偏好因素进行分析,对其相关特征变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山区农村劳动力当前就业意向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农村劳动力素质总体上优于农村女性劳动力,两者平均年龄仍较高,男性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外出务工或经商就业,但总体收入仍不理想。务农就业意向的农村劳动力与务工、自主创业或经商就业意向的农村劳动力相比,在年龄、耕地、收入等变量方面存在显著劣势差异。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和所在村劳动力人口数等变量对其不同的就业意向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和显著差异。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受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数学和DEMATEL耦合的量化分析方法。［方法］首先，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从个体因素、信息源因素、环境因素3个方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三角模糊数表征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再通过实证调研，利用DEMATEL方法进行结果分析。［结果］（1）个体因素类的F1、F3、F4、F6、F7，环境因素类的F14、F15为原因组因素； 个体因素类的F2、F5，信息源因素类的F8、F9、F10，环境因素类的F11、F12、F13为结果组因素； （2）以中心度为基础，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关键影响因素分别是原因组的F1、F14、F6、F15和结果组的F10、F8、F12。［结论］原因组关键影响因素易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从长期来看，应优先考虑对其进行提升或投资，结果组关键影响因素易于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且对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的作用最为直接，因此可以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进行调整和控制。     

农民工就业培训需求与制度创新——对北京和宁波两地农民工的调查分析

对农民工进行就业培训是提高其人力资本和顺利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途径。本文依据北京和宁波两地农民工的实证调研资料，运用Linear probability model对农民工就业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工个体差异会影响其培训需求，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对其培训需求的影响更为突出。进而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制度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影响，提出了几点制度创新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政党认同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数量庞大的新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政党认同状况,对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应该认真审视存在的特点和问题,探究影响因素,并致力于寻求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政党认同的正确路径。     

教育和户籍歧视对城镇工和农民工工资差异的影响

本文提出基于自然实验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个体特征差异、进入市场前教育歧视和市场后户籍歧视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工工资率是农民工工资率的1.79倍,两类劳动力工资差异的69.77%、14.01%和12.99%分别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农民工进入市场前受到的教育歧视和进入市场后受到的户籍歧视导致的。因此,政府在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的同时,大力促进城乡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     

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以期为缩小河北省的农村居民贫富差距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计算各指标权重,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农民家庭根据自身状况对各指标重要性的打分值(分值范围为1~10),并根据权重值和打分值的乘积对各指标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序,以此来分析造成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因素。[结果]在指标体系中,非农收入的权重最高,其次是家庭状况,农业收入最低。在家庭状况中,外出务工人员比例的权重值最高,农业种植技术掌握状况的权重值最低;在农业收入中,土地附加值的权重值最大,作为家庭支出的一项土地投入状况权重值最小;在非农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权重值最大,最小的是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对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影响较大的前5个因素依次是: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家庭经营性收入、土地承包收入、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结论]河北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处于警戒线以下。非农务工收入是造成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各种因素对不同农户间贫富差距的影响作用不同,贫富差距是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