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投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文章首先介绍了目前中国对外直投区位选择有关的研究,再以中国对外直投的发展情况为基础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影响。认为具有不同寻求动机的中国对外直投所倾向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也将具有很大差异。     

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文章选取75个东道国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流入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外投资风险较大。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呈显著负相关,符合邓宁、韦尔斯等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出口是投资的先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遵循从出口到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     

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前因组态及绩效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作为一个复杂因果问题在诸多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8～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我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前因组态，并基于组态视角分析不同并购类型下的经营绩效问题。研究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呈现“殊途同归”的特点；企业所有制、大型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企业生产率、文化距离、东道国制度环境及增长机会均不是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必要性条件；我国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组态路径有七条，根据其特征被分类为高生产率主导型、机会追赶型、经验驱动型、外部环境引领型与资源追求型五种；运用财务指标法计算不同并购类型的绩效改善率，并基于组态和样本特征分析各并购类型的绩效问题。     

区位优势及双边贸易—文化—政治关联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与流量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5～2010年的流量面板数据,以引力模型为实证基础,采用随机效应FGLS估计了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以及双边贸易—文化—政治关联度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影响力.我们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第一,度量东道国区位优势的相对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禀赋同其所接受的中国投资的规模成正比并且均育较高的统计显著性.第二,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文化—政治关联度强烈地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即两国的贸易依存度越大、文化距离越小以及政治关系越好,则中国对该国的投资越多.第三,关于东道国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的理论假说6至假说9均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撑.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揭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而东道国工资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以出口度量的双边贸易联系及双边汇率对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从动态来看,前期投资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缺乏连续性.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FsQCA)

以2015年为基期,将54个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作为样本,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东道国制度环境、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以及双边投资协定(BIT)三个方面考察了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路径。选择了5个指标作为前因变量——母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经济制度距离、政治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制度环境,分析前因变量之间的何种组态可以最终导致结果变量——中国对东道国高OFDI投资规模的产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小是中国对其进行OFDI投资的必要条件;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与两国之间较小的正式制度距离,包括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存在替代性;良好的东道国制度环境会对中国对其OFDI规模产生正向的影响。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外向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2007年我国对外投资的97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这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建立了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数.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我国外向FDI流量显著正相关,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显著正相关.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是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我国外向FDI流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我国企业在实施跨国经营战略过程中,在投资区位上需要在制度环境基础上选择宏观经济更好的国家.     

国际产能合作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基于中国-东亚16国的实证分析

制造业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产业。随着国际产能合作的逐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有待考量。本文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中国制造业对东亚16国出口贸易品技术含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东道国研发投入及其产权保护制度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和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亚16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该区域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产权保护制度、东道国要素禀赋中的资本要素以及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变量均对中国制造业对东亚16国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中国对东亚国家OFDI对其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是一个动态累积过程。     

我国国内投资增长对FDI的促进效应研究

一、研究的理论框架 区位优势是对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形成吸引与推动的东道国区域的相对禀赋,构成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可以分为四类:-是要素和资源因素;二是成本节约因素;三是市场需求因素;四是集聚经济.     

企业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来自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本文从区位选择的外因和内因,及东道国区位和企业自身特性两个方面,考虑企业在直接对外投资中受到的影响,并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海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于不同投资国家的对比

文章选择2012—2017年有设立海外子公司的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对比了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发达国家投资,进一步探索东道国市场需求和投资便利是否存在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负,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对经营绩效有显著负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需求、对FDI投资便利都能显著改善OFDI的投资绩效,且在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便利的正调节作用更强,在发达国家改善市场需求的正调节作用更强.     

“一带一路”倡议下商业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

本文选取2008-2016年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进入的"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为样本国,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其国际化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额、对外直接投资额、东道国市场潜力、集聚经济效应及自然资源禀赋与四大银行海外机构数量呈现显著正相关,制度差异性则与海外机构数量呈现显著负相关,而金融开放度、地理距离、外商优惠政策及国际金融中心优势,目前尚未能显著影响银行海外机构数量。因此,本文立足"一带一路"倡议,为稳步推进四大商业银行国际化区位布局,完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网络,提出了将"一带一路"贸易伙伴国作为重点区位选择对象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人民币汇率周期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使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汇率周期、汇率水平、汇率波动及汇率预期角度，研究汇率相关变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周期时，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周期时，则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当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时，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无论汇率处于何种阶段，汇率水平与汇率波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没有显著影响。另外，东道国市场规模、相对劳动力成本及贸易开放度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在采用动态面板GMM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说明只有汇率处于升值或是贬值周期时才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暂时性的汇率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并不显著。     

不均衡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要素流动

"组织不均衡成长"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企业的成长问题,但依照这一理论延伸出来的"要素不均衡"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本文选取七种要素作为分析对象,以投资国和受资国的市场环境,以企业投资动因和要素特征为影响因素,探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流动。主要结论是:要素禀赋收敛于均衡状态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动力,而投资国及受资国的市场环境、不同的投资动因及要素本身特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禀赋均衡效应均具有直接影响。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基于产品内分工与异质性企业一体化战略的视角

院文章建立异质性企业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围绕企业一体化战略展开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结论认为围绕异质性企业最终产品生产展开的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东道国市场容量、企业生产效率,以及已在东道国进行中间产品生产活动存在正相关性（负相关性）,与东道国的固定成本负相关（正相关）.而中间产品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禀赋优势,企业生产效率、生产规模以及企业是否在东道国从事最终产品生产存在正相关性,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固定成本负相关.而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与中间产品的生产区位集中度负相关.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状况对我国OFDI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步入更高的经济开放水平,而且还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沿线国家与中国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的积极意义。文章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的数据,将"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状况作为核心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其在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状况较好,可以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促进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门槛值。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地区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贡献度达2. 658%,而高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地区的贡献度仅为1. 967%。此外,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对外直接投资无显著关系。     

我国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否合适,关系到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因此,我国纺织企业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资源、优惠政策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投资区域,将低端加工制造业务向要素成本和技术水平都更低的国家转移,重点投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欧美日发达国家,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同时也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资源。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现状以及优化路径

以往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多数聚焦在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较少涉及企业对外投资成效。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失败率虽然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对外投资失败率的绝对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并且企业投资失败呈现行业和国家集聚特性。其中,对外投资企业自身所有权优势缺乏、东道国制度环境风险以及国家层面投资引导政策的缺位等,是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企业"走出去"进入加速阶段,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国家层面要积极制定分类投资引导目录,加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从企业层面看,要兼顾投资增速和成效,通过构筑企业自身所有权优势,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成效。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文章首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文献进行简单的回顾,并对我国海外投资对我国经济的重要影响进行分析,重点实证分析国际收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及国内就业效应,进而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扩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与发展可以通过调整、完善国家干预引导、投资主体培育、投资产业选择以及投资区位选择等方面的政策来实现。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正>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涉及的是海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问题,指的是资金投向哪些地区。由于不同地区和国别存在有特定的区位优势,所以,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时将面临着如何获得和利用这些不尽相同的区位优势的战略问题,在此,通过对以下几个不同地区市场特点的分析来论述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